朱熹《家礼》与明清徽州宗族以礼治族的实践

明清时期,在徽州社会中形成了对朱熹及其《家礼》极端崇拜的社会风气。徽州宗族多依据《家礼》进行本族内部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建设,同时还十分重视对礼仪的执行与监督,旨在以此实现以礼治族、维持宗族社会秩序的目的。     

异质文化初次接触的启示——詹姆斯·库克之死个案研究

传统上,库克之死被归咎于夏威夷人的"野蛮",然而该观点却不能解释相关的另一现象:为什么在死后相当长的时间中,库克仍被岛民当做神灵祭拜?从18世纪的夏威夷社会文化本身去解读这一问题,会带给我们更具说服力的解释。在库克与夏威夷人接触的时候,"土著"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流还相对平等,夏威夷文化并且还起到更主体化的作用,库克为首的殖民者是被纳入到夏威夷本地文化中理解的。库克的死,可以启发我们去进一步探究异质文化初次碰撞的方式和模式问题。     

杜甫以赋为诗表现论

杜甫对以赋为诗的运用,从题材上来说,主要表现为战争诗、纪行诗和咏物诗的大量创作;在体裁上表现为以长篇古诗和排律的创作;在技巧上则体现为辞藻的丰富与典故的铺陈。以赋为诗,使杜诗的表现领域得到了全面的拓展。     

帛书《五行》篇说部思想研究——兼论帛书《五行》篇与孟子的思想

帛書《五行》篇説部提出德氣論以便於説明德行從發端到完成是一内外連續的動力過程。説部强調見而知之和聞而知之必須體現在表情上的尊賢,同時必須達到超越直接見聞的、對事物更深更高的認識。在經文中,天道的問題完全不突出,而在説文中,“天道”成爲很突出的觀念。説文重視天道觀更過於德行論。特别是,説文的“慎其獨”就是指順其心,即捨去其他的知覺所好而專順一心。“捨夫五”就是“其體”,捨體就是不讓身體五官的作用影響心;“慎其心”與“獨其心”一致,獨其心即獨從其心之所命、獨從其心之所好,也就是使心獨自地、不受身體五官影響地發揮其功能。慎獨體的功夫是以“内—外”關係爲焦點,以求内不求外爲導向的。帛本總的傾向,是突出仁義説在全篇的優先地位,以此取代或覆蓋聖智説在竹簡本中的地位。《五行》説文和孟子思想的相通相合,文語的相似相近的例證,呈現出説部和孟子的密切關聯。     

論“元祐學術”與“元祐敍事”

"元祐學術"不僅體現了北宋蜀學、洛學、朔學三大學派的某些相同的經學思想,而且輻射到了文學、史學、制度等多個文化層面,是元祐黨人用來排斥"荆公新學"、廢棄熙豐新法的理論依托。紹聖以後,"元祐學術"遭致嚴厲禁錮,也成了"紹述"新黨排斥政敵的一個專門術語。南宋士大夫在反思北宋覆亡的歷史過程中,卻以一種過於偏執的認同,以及簡單的二分法和柔性敍事的手段,展開了以"元祐學術"爲判斷標準的歷史敍事;並將"元祐學術"視爲宋代進入"後三代"的重要標志,對後世産生了深遠的影響。其實,從"元祐學術"的形成與被禁,到"元祐敍事"的展開,均與朋黨之爭息息相關,典型地體現了宋代士大夫優劣雜陳、得失參半的政治文化性格。     

岭南建筑民俗中的易学思想

岭南近现代建筑具有独特的民俗风情,自成一套完整的解释系统,甚至可以说,是较早把现代建筑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结合的标本。从开平雕楼到客家围龙屋,     

论班固创立《汉书·五行志》的意图

《五行志》主要记录中国古代的灾害及怪异事物,是正史的重要志书之一。作为中国古代官方意识形态中天人感应思想的重要载体,《五行志》并非如现代学者所认为的是迷信之作。班固笃信阴阳灾异,但他的阴阳灾异思想中有"圣王之道"与"小数"的区分,谈论灾异重视的是一般原则,不拘泥于具体的解说。他创立《五行志》的目的是要遵循《洪范》大法、《春秋》大义,以此来彰显王道。     

浅评洋务运动

<正>19世纪60年代掀起的洋务运动扰攘了中国30多年。在这期间,中国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中国社会进一步加深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清政府则完全沦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但是,洋务运动是一场以"师夷长技以     

晋商成功之道（连载四）

做同行中的专家现代企业经营里面,有所谓多角化、综合化以及专业化的经营方法,一般而言,多角化不如想办法实行专业化。当然,多角化、综合化也有其优点,但专业化总是比较容易获得具体的成果。也就是说,各个企业在自己所能够拥有的经营、技术、资金等力量的范围内去经营时,要想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