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国共两党治淮之差异与舆论交锋

淮河水灾问题是指淮河水灾及其衍生的社会问题,是民国时期淮河流域突出的问题,对淮河流域革命有巨大影响.在国民党政府前期、全面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国共两党治淮不同,双方进行了舆论交锋.这一过程也是国共两党社会形象构建过程,从而影响了人心向背,决定了革命的走向,最终中共在人民支持下取得了革命胜利.     

国内旅游：重新认识与发展构想

多年来,国内旅游业服务质量低,设施条件差,潜在市场不能及时转化为现实市场。本文分析了制约国内旅游业发展的因素和国内旅游市场的潜力,提出国内旅游业的发展构想。     

戊戌时期谭嗣同和严复的理想社会模式之比较

谭嗣同和严复都是近代中国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目标而英勇斗争的卓越代表,他们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理想社会模式。文章从中西思想文化结合的视角,阐明了甲午战后谭严二人理想社会模式的形成过程和具体表现;并从出发点、指导思想、理论基础、思想资源、理想社会层次诸方面分析了二人理想社会模式的相同之处;还从思想渊源、具体内容、实现途径等方面指明了二人理想社会模式的不同特点。文章还从谭严二人理想社会模式及其比较中得出一些有益的认识,强调指出：谭严二人无论是参加政治斗争还是进行思想启蒙,为实现近期和高级目标而艰苦奋斗,都为社会进步做出了有益的贡献,功不可殁;但是,他们的理想社会模式还是肤浅的,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宣传了传统的平均主义思想,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这也是不可忽视的。     

从新角度审视辽朝社会——《科举与辽代社会》评介

辽朝作为一个由北部边疆游牧民族建立的民族政权,立国之后为选拔人才巩固统治,积极效仿中原政权引入了该制度,使得参加科举成为有辽一朝重要入仕途径,以科举制度相关问题作为切入点来还原辽朝历史可以被视为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然而很长一段时间内,学界对于辽朝科举制度相关研究力度明显不足,专著成果稀少。20世纪以来,随着辽朝碑刻资料不断出土,辽朝科举制度研究著述逐渐丰硕,开始改变这一局面。     

问一个研究失败的心理学家--塞缪尔·韦斯特：成功的故事总是相同的，而失败往往充满了有趣的故事

P：失败博物馆的灵感来自于什么？往往成功才会被人记住,为何要去关注角落里不为人知的东西？ W：灵感来自于．我对所谓社会意义上的成功的一种另类的看法。很多时候成功都是被看做耻辱的失败带来的．一切进步（科学、技术甚至是个人发展）部来自于我们从失败中吸取教训。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失败,这样我们就更愿意承认失败,不会害怕失败。     

熊晓鸽 江湖沉浮

“投资教父”熊晓鸽是2017年IDG资本收购IDG集团传奇故事的主角,作为将国际资本引入中国的代表性人物之～,公众熟知的众多互联网公司背后,几乎都有他的身影。20多年来,他赶上中国互联网发展的热潮,也瞄准并支持了更多年轻创业者。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货币结构体系与金融发展的历史透视——第18届世界经济史大会“中国货币金融史”专场讨论侧记

2018年7月29日至8月3日,第十八届世界经济史大会(国际经济史学会发起三年一届)在美国波士顿麻省理工学院(MIT)召开。此次大会由国际经济史协会主办、麻省理工学院及哈佛大学等承办,来自全球1000多名学者出席该会,除了开幕及闭幕2次全体大会学术报告(plenary session)外,在5天的会议中,按照讨论的专题共设203个并行举行的会议专场(parallel session),主题涵盖十分广泛。     

基于GIS的沈阳旧城区叙事空间研究

20世纪60年代,叙事学作为一门学科始于西方历史学、文学领域。直至20世纪末,叙事学开始转向空间领域研究形成空间叙事学,并被逐步应用到城乡规划中,尤其是城乡空间结构等领域。空间叙事学不仅关注城市发展中的物化要素,更加注重物化要素所代表的城市文化和城市记忆等非物化要素的深入挖掘,是探究场所本体与场所精神的重要研究思路。本文从空间叙事学出发,基于GIS平台运用核密度及K函数对古代、近代、现代三个时期沈阳旧城区人工叙事要素和人文事件叙事要素进行点模式量化分析,得出沈阳旧城区叙事空间的总体结构,以及叙事点核、叙事廊道、叙事簇群等叙事空间结构单元,指出沈阳旧城区叙事空间的动态发展性、功能多样性和历史传承性特点,探讨了叙事空间的经济驱动、自然要素、城市定位和交通发展四大演变机制。从人文地理学的视角出发,结合叙事空间理论对沈阳旧城区叙事空间进行分析,结果具有文化地理和城市地理双重属性,丰富了城市研究在该视角下的研究成果。     

社会成本分析:制度设置的基本法则——以关于惩戒“包二奶”行为的讨论为例

制度设置必须考虑成本与收益问题。以关于惩戒“包二奶”的讨论为例,“道德派”强调自由与隐私权,主张“把道德的东西还给道德”,“法律派”认为,道德无力时应用法律规范。以成本分析法看,自由与隐私权是社会性的,在家庭仍有社会成本与收益效应时,“包二奶”应得到惩戒,道德惩戒的成本低廉,但在陌生人社会作用有限,法律惩戒成本稍高,但收益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