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对田野考古工作中由地下出土的我国古代居民的遗骸进行种族人类学的研究始于２０世纪初叶,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从２０年代至４０年代末为草创阶段,主要研究工作由少数外国学者进行;５０年代初至８０年代末是该项课题研究的发展阶段和原始资料的积累阶段,海峡两岸的中国学者成为该项研究的主导力量,古人骨标本的积累迅速增加;自９０年代初以来本项研究进入方法论的变革阶段,分子人类学、牙齿人类学等新兴学科的推广,扩大了人们的视野,此外,广泛的国际合作研究也是该阶段的一个显著特色。     

活跃在民国影坛上的安徽人

在民国影坛上,始终活跃着一批皖籍电影人,他们遍及制片、编剧和演员等部门,为中国早期电影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在茫茫银海中留下了熠熠光辉。下面几位,就是活跃在民国影坛上最有代表性的安徽人：     

百花奖

“文革”前《大众电影》最大的贡献是推出了“百花奖”,这是周恩来总理提议的,由群众从这本杂志上取得选票,选出自己最喜爱的电影和演员。最初的百花奖只办了两届,1962年的最佳影片是《红色娘子军》,1965年是《李双双》,随后便中途夭折。直到1980年,“百花奖”才再度争奇斗艳起来。《大众电影》也进入它的黄金期,     

文明从昙石山走来

1976年,古学者从昙石山发掘出土的人骨进行了观测和测量,认定四、五千年前生活在闽江口的昙石山人接近于蒙古人种中的南亚类型,同时又具备了澳大利亚尼格罗人种的特征。到了二十世纪最后一、二年,学者们还发现昙石山人的颧骨下有一块骨骼,曾因为它是部分日本人的专有结构,因此被命名为“日本人骨”。这不能不说是考古与人类学上一次重要的发现。     

悲剧使我们更坚强——德国大导演、德发电影公司前执行主席沃尔克·施隆多夫专访

德发电影公司是欧洲最大的电影公司之一,也是德国最大的电影公司。施隆多夫是应上海国际电影节之邀于2005年6月来上海,其本人是德国“新电影”四杰之一,作品极其丰富,曾帮助中国第六代电影人进入国际市场。采访时间是2005年6月18日,上海国际电影节活动的间隙。     

上个世纪的一场民营电影梦

1979年春一个乍暖还寒的下午,我陪女作家胡兰畦先生到协和医院去看望阳翰笙先生。阳翰老在“文革”中遭到江青的残酷迫害,此刻虽已获得自由,并住进了高干病房,但由于两个“凡是”威风仍在,这位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的老战士的政治结论（即所谓“四条汉子”及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等罪名）迟迟没有作出。     

“武训精神”的重点批判对象孙铭勋

1951年,重庆育才学校校长孙铭勋被定为西南地区“武训精神”的重点批判对象。其实孙铭勋与电影《武训传》毫无关系,批判之初,他根本没有看到过这部电影,因为当时西南地区还没有放映这部影片。此前他也从来没有单独地以个人身份大力宣传武训。孙铭勋从一开始就被定为重点批判的对象,是因为“批判武训运动”的实质,是要否定当时众多教育家们各自所主张的教育理论,如“生活教育”“平民教育”“乡村教育”“活教育”等等。孙铭勋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在重庆乃至西南地区的代表人物。     

《白毛女》：为新中国电影“确证”

作为新中国最早诞生的故事片之一,《白毛女》所取得的成就却是独特而显著的。它所讲述的“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故事,不仅生动诠释了“翻身”与“解放”的时代关键词,而且深刻引导了曾一统银幕的“工农兵电影”范式的确立．为起步阶段的新中国电影赢得了最高观众纪录并蜚声于国际影坛,被认为“在中国——红色的东方也存在着电影艺术的唯一确证”。     

《高山下的花环》拍摄见闻

2008年10月18日,中国当代电影大师,著名导演——谢晋走完了他85年的人生旅程,永远告别了他毕生钟爱并为之不倦奋斗的电影事业,永远离开了与他相濡以沫的妻子,离开了他的亲朋好友和无数崇拜他的影迷们,在他的家乡溘然长逝。有人评论说：谢晋的辞世,是一个电影时代的终结。     

朱德为电影中的“自己”配音

1951年,国庆节的阅兵之后,北京电影制片厂要拍摄一部名为《一九五一国庆节》的新闻电影纪录片。阅兵总指挥聂荣臻非常关心这部片子的拍摄,每次受阅部队彩排预演,都通知电影制片厂的摄制组去观看,以便在部队正式接受检阅时能拍好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