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高原的早期人类活动

雄伟壮丽的青藏高原对于人们总是散发着无限的吸引力。虔诚的朝圣把晶莹的雪山看作是涤荡尘世俗念、提升自我心境的圣地。直插云天的冰峰是探险家磨炼意志、测量人与自然较量的试金石。以探究人与自然奥秘为乐趣的旅行家涉足雪域高原,则是为了最大限度满足白已无限的猎奇欲望。那么,对于以     

美国城市交通的发展与城市生态组织的变迁

芝加哥学派认为,城市内部存在的各种力推动着城市的生态组织结构的变迁,而城市交通是城市生态组织结构演变的一个最重要的决定力量。美国城市交通的发展和城市生态组织结构的演变深刻地体现了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步行城市时代,城市的结构十分紧凑,没有区位功能的分化;城市有轨交通的发展,推动了城市区位功能的分化,大都市区的生态组织初步形成;汽车和高速公路的发展,推动了大都市区规模的急剧膨胀和向多中心结构演变,形成了规模庞大、结构复杂的大都市连绵区。     

从泸沽湖回来话摩梭人走婚

近年来,各种新闻谋体争相向世界介绍泸沽湖的神奇和美妙,披露摩梭人在花房中的情与爱,报道“人类母系社会的活化石”的习俗,这些独特的奇风异俗正引起世界性的广泛关注。一个远离尘嚣,未被污染的高原处女湖已向海内外打开。     

又一个神秘的“天外来客”——我所见到的一个并非从三星堆出土却造型同类的青铜雕像

回顾20世纪人类重大考古发现,“三星堆”遗址无疑是最值得我们自豪的成果之一。七十个春秋以前,当四川广汉中兴乡月亮湾燕家院子挖车水坑的农家汉子从土里掀起一块白生生的大石环时,他们绝对没想到,自己那双布满茧子的手无意间推开的是一道神     

中国唯一的回族自治区

宁夏是中华民族远古明的发祥地之一。宁夏灵武市水洞沟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活动的遗址和遗物表明,早在3万年前就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派兵在宁夏屯垦,境内修筑了闻名世界的秦长城,还兴修了名的秦渠,开创了引黄河水灌溉的历史。到汉代(前206—220),这里农耕经济已相当繁荣。唐代(618—907)发生“安史之乱”后,公元756年,太子李亨进入宁夏,在灵武登基称帝(即唐肃宗)。     

历史语境中的环境与文明--读《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

环境和生态危机是当今世界最引人关注的突出问题之一,它不但促成了席卷全球的环保运动,还引起了各个学科的广泛兴趣,历史学也不例外。20世纪70年代,环境史应运而生,逐渐成为了国际史学界的一个新领域。尤其在美国,环境史研究非常热门。但是,目前国外的环境史研究呈现一种“过度的碎化”趋势,即过度地强调专业化、多元化和区域化,而忽视了对环境与人类历史的关系、对全球环境史等一系列全局性重大问题综合性的研究。     

继承与弘扬藏族优秀传统文化

对万果教授的采访,使我们想起儒家学派最著名的一个定义：“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从他的讲述里,我们看到为人师表、尊师重教的精神,也明白了许多做人做事的道理,访谈时间不长,我们却受益匪浅。     

人地系统与人地关系浅析

人类自诞生以来,便与地同处在一整体之中,探讨人地之间的关系和规律,已成为当今世界多学科普遍关注的问题之一,特别是作为地学科的人文地理尤为甚之。
本文在历史回顾中介绍了古代的中国以及中世纪后的西方,分别对人地关系的认识和探讨所达到的水平与涉及范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前进,近些年人们提出并拥护"和谐论"人地观的学者日益增多,并强调人应主动地与地和谐发展,这在思维和方法论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和发展。
本文在人地系统与人地关系中、在明确科学概念内函的基础上,对人地系统的结构与功能、人地之间的客观关系、人地关系的发展规律三个方面进行了动态分析和阐述。
本文在探讨人地关系的现实意义中,提出了从人地关系在人类活动中的地位,从人对人地关系的认识程度与人类前途和命运、从人地关系与地理科学的关系等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证和分析,它不仅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而且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布里吉·拉尔的史学观念与实践

在殖民主义时代,受民族主义史观和西方中心论的影响,西方的史学作品将太平洋岛屿描绘为“落后的”地区,“幼稚的”人们。20世纪60年代,J.W.戴维森提出“岛屿中心”史观,力图改变帝国史观下的岛屿史学撰写模式。布里吉·拉尔即是从殖民主义史学到岛屿史学转轨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斐济本土史学家。拉尔主要关注太平洋岛屿史,尤其是斐济史。拉尔的史学实践与贡献集中在三个方面：聚焦斐济契约移民研究,运用口述史学和定量研究方法,拓展了印度契约移民史研究的新领域;开创斐济当代史撰写,对斐济四次政变的历史根源与斐济民主政治的发展进行反思;推动太平洋史学科建设,培养了一批从事太平洋史研究的学者。拉尔是太平洋岛国本土历史学家的代表,他对戴维森学派史学主张守正创新,客观处理政治与史学的关系,体现出他求真务实、知行合一的史学品格。     

横看成岭侧成峰:学术视差与胡适的学术地位

五四新文化时期 ,胡适借助西洋统系撰写《中国哲学史大纲》 ,建立起新的学术典范 ,成为近代中国学术史上的要角。但从 1 92 0年代后半期开始 ,他的一系列开风气之先的学术著述 ,遭到各派学人或隐或显的批评指摘 ,矛头所向 ,正是以西洋统系条理本土材料的弊端。面对来自各方的批评压力 ,胡适表面不动声色 ,暗中从著述和方法两方面设法重建学术地位。这种成败同因的戏剧性变化 ,提醒后人更加注意中外文化交融大背景下学术与思想的微妙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