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的人生 执著的追求——记全国政协委员、省民建副主委黄舜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香港《大公报》马玲专栏曾这样写道：“在这些发言中，我特别注意到黄舜委员的《国企改革何所侧重，何去何从》的文字稿……黄舜这位民主人士(民建安徽省委副主委)建言时不计较人微言轻，不顾忌冒犯哪方，大胆建言献策即使不那么到位，也远胜过不尽职责的随声附和。”一位与黄舜素昧平生的记者，在阅读其简短的文字稿后，对黄舜的胆识、人品、     

以身试法

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创办南京晓庄师范学校初期，曾定下一条校规，即全校师生员工一律不准喝酒，违要进自省室反省。     

抗日爱国将领萧振瀛将军

有文章将抗日爱国将领萧振瀛将军写成“亲日派政客”,可能由于1933年后日军势力侵入华北,驻守华北的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总参议萧振瀛与日军外交周旋,当时亲日派汪精卫、黄郛手下也对萧将军进行造谣、诬蔑。现在,有些作者便以讹传讹,颠倒了黑白,混淆了是非。值此,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有必要著文以匡谬误,以慰将军忠魂,以告国人。     

章学诚的传记思想与方志理论的关系

章学诚欲将方志由"考地理沿革"改变成"保存一方文献",以备"国史要删"的"古国史",因此人物志成为方志的核心。基于地方志人物传的编撰特点,章学诚批评古文家由于缺乏史识、好为应酬之作,重形式而不注重内容真切与否,开启了后世传记浮华之风。在对古今传记批评的基础上,章学诚提出"据事直书,善否自见"的传记准则,使得传记传统由文学再次向史学回归。在改造方志人物传的过程中,章学诚又从材料选编标准、体式等多方面出发,纠正了方志人物容易类型化的缺陷,充分保留了传记人物的真实性情。     

毛泽东称赞的“好人”贺敏学

人物传记的最大价值,不独在于准确、成功地还原传主鲜活的影像,更在于通过厘清传主的经历,提供一个时代的断片,对挂万漏一的正史进行有机的补充,并以传主的言行德性,连接时空,作现实的比照。长篇人物传记《毛泽东称赞的“好人”——贺敏学传奇》(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版),即是这样一种写作尝试。     

师法自然，怀抱痴心走天涯——记绢艺大师秦三杰

没有见到秦三杰老人和他制作的工艺品之前,真不敢相信还有那么多的珠玑散落民间。以前也只是从《核舟记》中,了解到我国历史上曾有手工艺人技艺精湛,巧夺天工。不过那是很久远的事情了。而秦三杰老人制作的许多工艺品,尤其是“白菜蝈蝈”令人惊叹。这些蝈蝈,或翠绿,或赭红,它们在翠玉般的白菜上或振翅欲飞,或嬉戏相斗,或孤芳自赏……     

穷死“三不走” 烦死“三不沾”——记云南金融开创者王炽

王炽(1836-1903年),字兴斋,云南省弥勒县虹溪镇人。他是云南近代史上民间金融机构——“同庆丰”和“天顺祥”的创始人,又是云南有名的商家,还是一位爱国者,对云南乃至中国经济发展都作出过重大贡献。在151年前英国《泰晤士报》评选的19世纪10名世界首富中排名第四,是惟一人选的中国人,也是中国历史上惟一的“三代一品红顶商人”被称为“钱王”。     

人物志编写方法和技巧

在我国古代史籍中,描写活动家在历史上的各种人物传记,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由于人物传记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史志中记载人物就成了定例。“二十四史”大部分是记述人物的传记,被称为“记传体”。司马迁的《史记》全书130篇,人物传记就占了112篇。而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12卷,就有7卷为人物志。古往今来,地方志中的人物被誉为“志中之志”、“书中之髓”。     

阿史那忠碑志考述

阿史那忠是陪葬昭陵的少数民族将领之一，墓在礼泉县烟霞乡西周村西约三百米的地方，西北距昭陵——九峻山主峰约七华里，墓地至今尚存封土。墓前原有碑石两通：一为原立神道碑，碑文见《金石萃编》、《昭陵碑考》、《昭陵碑录》等；一为清毕沅所立记墓碑。两通碑石今存“昭陵碑林”。     

正规出书约稿通知

书稿内容：（一）社科人文类书稿：回忆录、自传或人物传记、年鉴、社科著作等;（二）管理和学术类书稿：党建管理、行政管理、经济、金融或企业管理等研究专著;（三）文学类书稿：散文、诗歌、杂文、时评、游记、通讯等;（四）小说类书稿：历史、当代、言情、武侠、反腐等长篇、中短篇小说;（五）美术类：画册、书法作品集、摄影作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