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大跃进

1958年,对于当年每一个中国人而言都是刻骨铭心的,已经远远超出了公元纪年的概念,成了"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和"五风"(共产风、瞎指挥、强迫命令、浮夸风和干部特殊化风)的代名词,它给历史、国人和后辈子孙们的教训实在是太多、太深刻了。     

农村人民公社的解体

1958年秋,在联乡并社的基础上,全国建立了2万多个以“一大二公”为基本特征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并由此延续了20多年的时间。以包产到户为主要内容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极大地冲击了农村人民公社的体制,并最终导到了公社的解体。本文试图对这个问题作一些研究。     

走访陈塘夏尔巴人

陈塘位于喜马拉雅山北麓、珠穆朗玛峰东侧的原始森林地带,北与尼泊尔一衣带水,隔河相望,是日喀则唯一不通公路的乡镇,也是西藏的未改乡（没有进行过民主改革,更别说人民公社、改革开放了）。这里是边境地区,也是单一的夏尔巴人的聚居地,平均海拔2040米,属亚热带季风气候。目前有6个行政村,390户1963人,人均现金收入不足干元。由于地理闭塞,交通不便,至今进出陈塘镇的所有物资,全靠人背畜驮。     

专家论证应负法律责任

本人曾在2002年6月份写过一篇《浅议专家论证》的小文,在一家报纸刊发后,又被另外两家报刊分别转载。内容主要是谈：某些专家违背科学与良知,随波逐流,顺应“权势”的需要,做出一些违反科学的“专家论证”以致误国误民。如1958年开始的三年大跃进时期,某些专家居然“科学”地论证出：稻田翻得越深水稻产量越高,秧苗栽插得越密产量越高,小麦播种量越多产量越高,等等。中央就指示全国各地农村推而广之。人民公社干部不遗余力地下令农民遵照执行。     

与农民史弟共度灾荒年

1960年是灾难深重的一年。为了少饿死些人,安泽县委决定抽调一大批干部下农村任职,带领农民度过灾荒。科局长一级下放任管理区副职,一般干部多任公共食堂管理员,只有我们30来个青年人则下放到最边远最落后村庄担任生产队长。我被分配到全县最苦的杜村人民公社桑曲管理区大西沟生产队任职。     

王世俊和杨伟名

1962年春,饥饿之神仍在广袤的神州大地上肆虐,人们在痛苦地承受着“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反击“右倾机会主义”、“继续跃进”带来的严重经济困难苦果。严峻的形势,已使党有所觉醒,以七千人大会为契机,党中央从制定《人民公社条例》入手,开始对农业政策进行调整。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关中南部一个古老的县城中,一个面带菜色的农民每晚坐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向各级党组织写信。提出了多项“松带解绑”的建议,他就是户县城关公社七一大队的书、共产党员杨伟名。     

五马公社“帅旗”背后的悲剧

安徽省亳县（今亳州市）焦城区五马公社（今五马镇、阎集镇、张店乡）,1958年建立人民公社以后干出了一系列残害农民的勾当,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中共安徽省委根据群众反映,1960年秋派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吴文瑞带工作队进驻,列为省委整风整社的重点。作者当时先后是县人委（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和县生活办公室负责人。现以亲见、亲闻、查阅历史资料和本人的工作记录,将这个公社大跃进刮“五风”的经历,作一记述。     

难忘的支边生活

那是1959年夏季,我9岁,对世事还似懂非懂。由于家中少粮,我饿得皮包骨,只得四处捉蜻蜒,抓蜘蛛、逮蚂蚱,用火烤熟了吃。大人们则大谈什么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等我们小孩子不明白的东西。     

人民公社研究述评

1958年诞生的人民公社在当代中国史上整整延存了四分之一世纪,它既是50年代农业集体化运动的自然延续,也是80年代初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对象与起点。另外,对新中国产生     

驳“经济问题政治化”——中苏关系破裂原因分析

一直以来,苏联撤走援华专家被认为是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从此以后中苏关系开始恶化。但是,中苏关系破裂远远早于1960年的苏联撤走专家一事。中苏分歧从最初两党意识形态之争扩展到了两国国家利益冲突的层面,两党分歧逐渐公开化,两国关系迅速恶化,这直接导致日后两国关系的完全破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