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国际关系中的民族问题

冷战结束以来,民族问题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愈发凸显。本文着重探讨如何理解国家主权原则层面上的民族问题,指出依照国际惯例和国际法,民族自决权的实现主要限于非殖民化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而不是支持已经建立的多民族国家内的少数民族分离运动。文章指出,虽然中国等国的少数民族政策实际上与国际惯例和国际法是一致的,但西方国家与中国等国有关民族问题的争议仍然存在,其主要原因是不同性质的国家(后现代国家、现代国家、后殖民国家)在与国家主权相关的一系列观念认识上存在分歧。     

花马礼:16-19世纪中缅边界的主权之争

本文系统研究了明代后期和清代困扰中缅关系的中国部分边境土司给缅甸王朝送“花马礼”的问题 ,认为花马礼起源于 16世纪后期缅甸东吁王朝的扩张 ,到清代 ,送花马礼的土司主要是车里和孟连 ;花马礼之废 ,则在缅甸雍籍牙王朝灭亡时。从清王朝和土司的态度来说 ,花马礼主要是中央王朝对边疆地区的控制不严和缅甸王朝对中国边疆土司事务的干涉而沿袭下来的 ,但花马礼的存在 ,并不意味着边境部分土司的“两属” ,而是反映了清代国家观念和周边国家传统观念的不一致所产生的主权争端。     

论近代中国从“轻日”到“师日”的转变

在近代,中国社会对日本的认识经历了"轻日"和"师日"两个阶段.初期,以日本吸收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并通过中国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为主流,中国仍然视日本为"蛮夷之邦",国民存在浓厚的"轻日"趋向.甲午战争之后,由于中国战败,导致对日本的认识发生根本的变化,中国由"轻日"向"师日"转变.明确提出"以日为师"的思想的当首推黄遵宪;在戊戌维新运动时期,康有为将"以日为师"思想理论化、系统化,并加以广泛宣传,使之成为全国性的行动和时代潮流.这种观念上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近现代中日关系的发展方向和基本轮廓.     

略论汉墓出土玉璧及其蕴含的丧葬观念

两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盛的大一统时代,玉璧的发展也随着社会的进步进入了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玉璧继承新石器时代至战国时期的传统风格并且有新的变化,以其选料精美、工艺讲究、纹饰丰富、使用范围广泛、数量最多堪称经典。两汉时期考古发现的玉璧主要出土于诸侯王及其亲属墓葬中,本文在总结墓葬出土玉璧资料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分类研究,并结合出土情况和文献资料归纳出汉代玉璧的社会功能,着重介绍其作为葬玉的使用情况,据此分析其中蕴含的象征意义以及所反映的丧葬观念。     

论中世纪英国庄园农奴的主体权利

在中世纪英国社会,庄园农奴拥有一种原始的个人权利,即主体权利.这种权利体现于英国中世纪多元社会结构中存在的原始契约之内,又在独特的法律制度下得到保护和发展.这种主体权利观念对英国社会的进步具有重大影响.     

文革的三次地震与汶川之震

汶川地震,举世同悲。灾害无情人有情,如果将“文革”时期三次“抗震救灾”与这次汶川抗震救灾略作对比,不难看出政府执政观念、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进步,因为突发性事件、灾难,往往最能反映一个社会、时代的特点。     

从出土文物看巴蜀早期佛教

以其独具的地理优势,巴蜀当是佛教最早传入的地区之一,时间则至迟不应晚于东汉中期.其初传入,挟带一整套的地狱观念,佛陀是作为地狱救赎者的形象被组合在昆仑信仰系统中.之后,随着人们认识的逐渐加深,佛教作为一种独特的信仰体系方才逐渐从昆仑信仰体系中独立出来[1].     

改革开放三十年黑龙江省高等教育观念的转变

本文通过对改革开放30年来黑龙江省高等教育发展历程的回顾,剖析了高等教育观念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变对我省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起到的引导与促进作用,旨在使人们秉承正确的教育发展观念,促进我省高等教育又好又快发展。     

古代“亲亲相隐”制度之扬弃

“亲亲相隐”是中国古代的刑法原则,对古代社会关系的调整具有两千多年的影响,但若完全以封建糟粕而加以抛弃,却有重新陷入空洞的教条主义。笔者以为“亲亲相隐”制度本身其具有其存在并产生影响的价值,对我国的现代法制改革有着重要的意义,应该加以批判吸收。     

改革开放30年黑龙江省教育服务功能的转变

本文通过对改革开放30年来黑龙江省教育发展历程的回顾,剖析了教育观念由“就教育论教育”向“更加注重教育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转变对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及教育自身改革和发展所起到的引导与促进作用,旨在使人们秉承正确的教育发展观念,促进我省经济、社会和教育的又好又快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