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与民意

上期谈到,皇室婚姻在以往很长一段时间里,曾经是十分具有政治性和工具性的,它往往是同与国之间合纵连横的外交手段。为了谋求和平、缔结政治同盟,甚至为了吞并或统一,两国联姻是一种惯用的手段。     

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例试析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多边外交

多边外交可表述为一个国家的外交取向及对外行为方式,强调国家更趋于什么样的方式对待国际关系,处理其他国家的关系,体现外交政策,是现实政策世界的工具。上合组织的建立不仅有利于维护中国同俄、哈、吉、塔四国边境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安宁,促进睦邻友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而且对维护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安全与稳定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冷战思维的安全模式,为增进国家间的相互信任开辟了一条有益的途径。上合组织的存在与稳步发展对中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成功体现了中国多边外交政策。     

郭嵩焘与黄道宪外交思想之比较

晚清外交史上,郭嵩焘、黄遵宪是两个不同时期极具影响力的外交家,可以说他们的外交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分别代表着洋务派与维新派。因此在很多方面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但迄今为止,学术界对这两位外交家只进行过个案研究。本文试图将其外交思想联系起来再加以考察、比较,以从中探寻两代外交家的外交理想及认识,并从他们的异同中追寻历史前进的脚步,从而进一步探讨有关晚清外交近代化的一些问题。     

走向新中国外交大舞台的乔冠华与龚澎

在新中国的外交史上,曾有一对夫妇,堪称“珠联璧合”,这就是乔冠华和龚澎。他们两个人相依相伴几十年,走过了战争年代,见证了新中国的建立,又双双站在了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大舞台上,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天生丽质双飞燕,千里姻缘革命牵。     

毛泽东与访华的日本朋友

中日是两个伟大的民族 处理好中日关系,不仅有利于中日两国人民,也有助于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从这一大局出发,为了打开中日关系的僵局,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决定对日本开展“民间外交”。     

从思想观念上对美国外交史的解读——《美国外交思想史》读后

王玮教授和戴超武教授合著的《美国外交思想史》[1](以下简称《思想史》)于2007年12月正式出版与读者见面,我早在几年前就已经认真拜读过该书的初稿,为作者承担的这一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结项写过通讯鉴定.     

“熊猫外交”已有千年历史

专家考证,中国的“熊猫外交”已有上千年历史。据日本史料记载,早在公元685年,武则天就曾送给日本天武天皇两只熊猫和70张毛皮。大熊猫真正作为最高规格国礼发轫于1941年,当时,宋氏姐妹向美国赠送一对大熊猫以示对其救济中国难民的谢意。到20世纪70年代,大熊猫被中国送往世界各地,“熊猫外交”达到高峰。     

当代美国外交实践的悖论——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一元论视角

当代美国外交实践中,有时采取把国际法凌驾于国内法的做法,而有时又把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从而形成了外交实践的悖论,这个悖论涉及到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问题上一元论两种学说的争论,反映了美国外交实践的矛盾性。但是,一个国家在不同的时空中变换采用一元论的两种学说,形成法制体系隔空隔时的矛盾只是表面上的问题,实质上,美国无论采取国际法高于国内法的做法,还是采取国内法高于国际法的外交,都是为了在特定时空内使美国的自身利益最大化。     

当代美国外交实践的悖论

当代美国外交实践中,有时采取把国际法凌驾于国内法的做法,而有时又把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从而形成了外交实践的悖论,这个悖论涉及到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问题上一元论两种学说的争论,反映了美国外交实践的矛盾性。但是,一个国家在不同的时空中变换采用一元论的两种学说,形成法制体系隔空隔时的矛盾只是表面上的问题,实质上,美国无论采取国际法高于国内法的做法,还是采取国内法高于国际法的外交,都是为了在特定时空内使美国的自身利益最大化。     

透视美国意识形态外交应对新时代的挑战——评《意识形态与美国对苏联和中国的政策》

张宏毅教授等著的《意识形态与美国对苏联和中国的政策》一书已于2011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研究美国意识形态外交,特别是研究中美意识形态斗争及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变化的优秀著作。在过去中国的学术研究中,虽然意识形态与美国的对苏政策和对华政策分别都有较多研究成果,但将这两方面的研究密切结合并进行全面深入的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