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灾荒理念

灾荒问题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也是现代科学研究的重点领域之一。基于灾害学、灾荒经济学理论和历史文献记录,本文对中国古代的灾荒理论进行了初步概括,从古代灾荒概念的变化、灾害类型划分和灾害等级评价等几个方面勾勒出中国古代认识灾害、减灾防灾的基本思想体系。     

临汾方志传记中的灾害体验1600—1900

中国灾害史的研究视野,受到中国王朝更迭-灾害增加的互动范式以及中华帝国注定失败论范式的双重影响,从社会史及文化史层面深入探索中国灾害史的实证性研究尚不多见.本文选取史料特征不太显著的方志传记入手,研究其中隐含着的灾害体验的社会文化内容,并进而探讨中国灾害史的研究方法.     

因祸得福

由于垦荒、人类居住点、封闭性高速公路和大型水电站等人为原因造成的阻隔,我国大熊猫栖息地“破碎化”十分严重,许多保护区内大熊猫数量过低,极易发生近亲繁殖。2008年的四川汶川大地震更加剧了大熊猫栖息地的破碎程度。     

变动中的家与地方:一个关联性的研究综述

家与地方的关系是地方性研究中的关键性命题。人本主义地理学认为地方根植是家的根本属性,批判地理学则从社会建构的角度阐释家与地方的动态关联。在全球化和灾害影响下,家与地方的联结方式不断变动,呈现出异常丰富的多样性。本文从理论脉络入手,对全球化进程中因绅士化引起的家的置换,无家可归与家在他乡,以及离散者的漂移之家等现象进行了分析;并从灾民自我调适行为和灾后重建计划的实施方面,讨论了灾害影响下家的重构与认同问题。相关学科和国际研究在这一领域的快速发展,将为国内社会文化地理学对家的探索创造良好的机遇。     

清代行唐县赈济措施初探

清朝时期,行唐地区旱涝、冰雹、蝗灾、地震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清政府通过实行查灾、赈灾、赈济、赈借、平粜等一系列赈济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使行唐地区的农业生产得到了可持续发展。     

Harnessing rivers, guaranteeing the Grand Canal unblocked and creation of Huaihe River problems in the Yuan, Ming and Qing Dynaties

元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的开通,便利了北方政治中心与南方经济中心之间的联系.特则是在明清时期,大运河漕运事关国计.当时政府的诸多治河措施是为确保漕运畅通,加之明代保陵的需要,更使黄河、淮河、运河之间的关系复杂化.封建政府的决策行为使本自独流入海的淮河改道主要由长江入海,使淮河流域成为十年九灾之区.     

从灾害治理视角透视政府合法性

灾害中止社会生活的和平进程、瓦解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转。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执行者,集中一切力量将灾害降低到最低限度,履行＂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的战略选择,在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秩序、保障个体生命的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同时,也增强了民族的凝聚力和政府的合法性,充分体现了人本政府的良好形象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因此,进一步完善灾害预警机制、信息输入和公开机制以及资金管理制度等灾害治理体制,能够进一步推进合法性政府的构建。     

五种非人

常有人问:佛陀会不会"骂"人?答案是会,只是佛陀骂人很有艺术,例如在《增一阿含经》里,佛陀举出了五种人:应笑而不笑、应喜而不喜、应慈而不慈、闻恶而不改、闻善而不乐,佛陀称这五种人为"非人",也就是不像人。为什么佛陀称这五种人为非人呢?因为:一、应笑而不笑:常常在大众场合,大家在谈天说笑,气氛很融洽、很欢喜,偏偏有人就是绷着脸,不肯     

综合城市灾害风险管理:创新的途径和新世纪的挑战

21世纪的城市发展绝不仅仅是经济实力、科学与信息之争,必然是包括生态环境及减灾防灾在内的城市安全度之争。可以说21世纪城市综合防灾减灾能力的高低,将成为全面衡量城市整体功能及其安是针对城市进行的全灾害的管理,它贯穿于灾害管理全过程,集中于灾害风险和承灾体的脆弱性分析并强调多层面、多元化和多学科的参与合作的全面整合的灾害管理模式。本文介绍了综合城市灾害风险管理的必要性、内涵和原则;综合城市灾害风险管理的对策和实施过程;在此基础上探讨了综合城市灾害管理的实施战略和实施途径。     

明秦藩家族谱系及墓葬分布初探

明代从开国皇帝朱元璋始,先后分封诸子、亲族为藩王、郡王,镇守各地。在陕的第一代藩王为其二子朱樉。《明史·表第一》载:“愍王樉,太祖嫡二子,洪武三年封。十一年就藩西安府。”据《明史》,以后还传10代十四位至景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