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汾州"泄文湖为田"的负面影响

文湖位于汾阳中部,汇聚西北诸涧洪潦,兼具泄洪、灌溉、渔产诸利.迫于人口压力,万历四年（1576）泻湖为田.这一违反自然规律的行为,很快给当地种植业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洪潦难泄,屡被水灾;河道迁徙、决溢,农田、灌渠冲淤;文湖水源消失,水田锐减等方面.     

沙尘暴卷土又来

初春3月,沙土暴借着狂风劈头盖脸地袭击着北京亦庄开发区大街上的行人。这场自1995年以来强度最大的沙尘暴,给每个北京人带来了两公斤沙子。沙尘暴是天灾,但也是人祸,人为原因造成的植被退化,土壤沙化让沙尘暴近些年来得日益频繁,危害也日益严重。     

不该讲的排场

在我们这个人口不足30万的西南边陲小城,老人年高去世,本来是件极其沉痛的丧事,但人们却是嫁娶般热闹非凡,这在当地风俗习惯中叫做丧事当作喜事办。随着时间的推移,哪怕是暴死的青壮男女,丧家也要大操大办,除了低沉伤感的哀乐外,整个现场洋溢着喜庆的欢乐气氛。昔日妻逝鼓盆而歌的庄周,倘若在世也将被活活气死．无颜于世矣。     

从灾害经济学角度对“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考察

1959～1961年我国经历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关于其主要成因,1978年前一直错误地完全归咎于三年自然灾害。但近年来国内外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认为这三年“风调雨顺”,根本没有自然灾害,“人祸”即决策错误是唯一的原因。本文根据对灾情、受灾面积等资料图表的分析,证实这三年发生了持续的严重自然灾害;同时分析了各种决策错误带来的不同影响,重点把粮食作为决定国家经济兴衰的生命线和因果关系链的比较指数,用计量方法分析当时农村因灾减产、因决策错误减产、因高征购而减少粮食存量之间的比例状况。本文的结论是:从农业粮食减产因素看,自然灾害略大于决策错误;从农村一个时期的集中缺粮情况因素看,决策错误影响远大于自然灾害,可以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文革的三次地震与汶川之震

汶川地震,举世同悲。灾害无情人有情,如果将“文革”时期三次“抗震救灾”与这次汶川抗震救灾略作对比,不难看出政府执政观念、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进步,因为突发性事件、灾难,往往最能反映一个社会、时代的特点。     

感恩与感动

13位唐山农民凭着自己最真挚的感恩的心,大年三十带着干粮,千里迢迢自费包车来到湖南遭受雪灾最严重的郴州市,用自己最朴素的方式——敲冰铲雪、帮着运送材料、拉高压线,为抗击南方冰雪灾害贡献了他们自己的绵薄之力。这感动的瞬     

岭南

1878广州雷暴;1891希腊国王微服访粤;1988“体操王子”宣布退役;1992邓公谈话引发香港牛市。     

“宽永大饥馑”与江户幕府的应对及其影响

在17世纪三四十年代持续性气候异常、自然灾害和牛瘟的影响下,1641—1643年日本爆发了史称“宽永大饥馑”的全国性饥荒。执政的江户幕府在饥荒初期应对迟缓、处置失策,致使饥荒形势迅速蔓延并难以缓解。幕府缺乏治理经验,将军几度病重导致政治改革时断时续、“岛原之乱”等社会动荡频发、东亚海域局势紧张,加之禁绝基督教政策等政治危机的反复冲击,以及此前民生议题在幕府治理范畴之外、扩大基层治理权限的改革尚未落实等治理体系阻碍,限制了幕藩各级机构的饥荒救济能力。在饥荒持续恶化甚至波及武士阶层之后,江户幕府终于主动调整对策,通过借粮、救济、劝返流民等方式扶助小农阶层,进而增设民政相关机构、颁行相关治理法令,在缓解饥荒、应对民生问题的同时,实现了基层治理主体与治理机制的调整,推动了幕藩制国家治理的改变。     

气候变化视角下我国不可移动文物暴雨灾害风险变化趋势研究

全球性的气候变化使得极端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逐年升高,暴雨即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除了对生命和财产安全造成损失外,暴雨灾害同样也会影响到不可移动文物的安全。根据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全球气候变化将引起东半球热带辐合带的北移,从而使得我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存在气候湿暖化的变化趋势,暴雨灾害频率也将不断提升。本文分析了暴雨灾害影响下不可移动文物遭受的影响,依据灾害风险评估理论识别了构建不可移动文物受暴雨灾害风险的致灾因子指标,通过对上述指标的历史数据和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对比得出未来我国新增的暴雨灾害严重地区;又通过分析该地区内不可移动文物的分布及价值情况,划分了区域内各县域的不可移动文物暴雨灾害风险等级。根据研究结果,山西南部、山东南部等地将成为未来我国新增的不可移动文物受暴雨灾害影响较为严重的区域,针对这些高风险区域应提前采取预防性保护措施、建立完善暴雨灾害应急处置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