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纾和东陵种瓜图

林纾(1852-1924年),字琴南,号畏庐,别署冷红生。晚年改号蠡叟、践卓翁等,福建闽县(今福州)人。他博学强记,能诗、能文、能画,光绪八年(1882年)中举,历任家乡苍霞精舍、杭州东城讲舍、京师金台书院、京师大学堂教席,1914年任北京《平报》总编。平生以译书为业,以译外国小说一百八十余种著称于世,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翻译家、国画家。但其画名多为书名所掩,一生创作了大量书画,与姜筠并称为"南林北姜",是海上名家之一。     

山西大学堂

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北京大学早已蜚声中外,而与当时的北大——京师大学堂同时兴办的还有天津北洋大学和山西大学堂。斗转星移,时易世异。当时的山西大学堂,今日踪迹何在？在山西太原的五一广场东侧,有一条叫侯家巷的小巷,这里便是山西近代教育的发祥地,当年山西大学堂的旧址,而今保留在这里的仅是当年大学堂的西学专斋。     

风云激荡看北大红楼

在中国,关于红的响亮的名词很多:红色根据地、红色区域、红色家庭、红色阵地……可是,恐怕任何一种关于红色的事物所蕴涵的历史文化厚度都不能和北大红楼相比肩——北大红楼是一栋具有极不平凡历史的建筑:五四新文化运动由此发端,一批新文化巨人由此掀开了现代中国的伟大历史。让我们一起沿着中国新文化巨人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文化李端棻光耀永乐

永乐乡水塘村大关口村民组松山小阜半坡上,一块镌刻＂清光绪监察御史礼部尚书、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首倡者李端棻墓＂的大石碑,时刻提醒路人：戊戌变法的领袖人物——李端棻先生长眠于此？倌吭短鳎？万亩桃林尽收眼底,＂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景正是先生开启思想、倾注教育之最真诠释。天意乎？人力乎？     

科举改制与诏开进士馆的缘起

作为清末新政的重要举措,科举改革复杂而曲折。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诏开进士馆之举,延续庚子前后翰林院整改的思路,用速成之法,育科举已成之才,实现了庶吉士制度的重大变革,并与京师大学堂仕学馆的筹备工作紧密衔接。在政务处初期的讨论中,诸臣对开馆意见参差,反映出翰林院与大学堂、科举与学堂关系的重重纠葛,后终因瞿鸿机、荣庆等中枢要人极力推动而得以实现。开进士馆是翰林院及新进士培养与任用层面的重要改革,是在最高层调适科举与学堂关系的关键步骤,既与辛丑科举考试新章相配套,共同构成科举改制的主要内容,又蕴涵着抑科举而扬学堂的深意,因而在科举改制中具有标示风向的意义。     

中国近代第一所高等学校考辨

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祥地在哪里?何校堪称“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学术界对此未有定论,有必要进行深入探讨。     

黄绍箕家书

黄绍箕(1854-1907年),字仲,又字穆琴,晚号鲜庵,浙江瑞安人,黄体芳子。清光绪六年(1880年)进士,九年三月授翰林院编修。十年充翰林院撰文兼会典馆纂修提调,十一月,抵京销假,值慈禧五十岁万寿庆典,赏加侍讲衔。十一年,任四川乡试副考官、充武英殿纂修官。之后历任庶吉士教习、会典馆提调、翰林院侍讲、左春坊左庶子、京师大学堂总办、翰林院侍读学士、主持两湖书院、湖北提学使等职。著有《中国教育史》、《汉书艺文志辑略》等。黄体芳(1832-1899年),字漱兰,号循引、莼隐,别署东瓯憨山老人,人称瑞安先生。咸丰元年(1851年)举人,同治二年(1863…     

从“天南一支笔”到“一卷书雄百万兵”—李曰垓、艾思奇父子的文脉传承

正"天南一支笔"李曰垓艾思奇故居的大门上写着毛泽东给艾思奇的评价"学者、战士、真诚的人",这八个字同样可以用来形容艾思奇的父亲李曰垓。李曰垓,1881年3月4日生于云南省腾冲县和顺乡水碓村,性格沉静、聪敏、好思。11岁即通读《资治通鉴》,并对这本史学巨著做出如下评价:此书阐述兴衰之迹、治乱之数,简而详尽,深解其意。1903年,23岁的李曰垓和同乡李根源、张德溶、张德泽、张德洋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