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学研究论著《敦煌写本类书〈励忠节钞〉研究》出版

屈直敏所著《敦煌写本类书〈励忠节钞〉研究》由民族出版社2007年9月出版。本书是敦煌学研究文库的一种,是学术界第一次对敦煌写本类书《励忠节钞》进行的全面研究。全书分为两个部分：研究篇和校笺篇。上篇对《励忠节钞》的研究现状、叙录与整理、引书、性质内容、成书背景与年代,以及其中所反映的唐代的知识道德与政治秩序,     

“西北史地文化研究文库”推出新著

由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郑炳林教授主编的“西北史地文化研究文库”系列丛书新近又推出两种著作。     

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再析

傅斯年提出"近代史学只是史料学",始于《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完整的表述,却是《史学方法导论》。该讲义可能并未完稿,但其中重要的几讲已有傅斯年本人所写的系统文本作为依据,有助于理解其近乎口号的观念,避免断章取义或隔义附会。以比较求得近真与头绪,是将史学与史料学有机联系的关键;而把握扩张史料与新旧史料,整理材料与"聪明考证","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与"虏学"、"全汉",以及考订与"大事"的关系,可以寻其本意,扩张积极效应。     

章学诚“史意”说对文化史研究的启示

章学诚是中国传统史学思想的大家。他的“史意”说对当下文化史研究有多方面的启示。其一,文化史研究就其自身的性质而言,应当走“圆而神”而非“方以智”的发展之路;其二,在体裁、体例、结构、内容安排方面,文化史研究特别要求“独断于一心”,不拘一格、法无定法;其三,文化史研究并非在对象范围上与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等等专史畛域分明,因此,其撰述必然在内容上与上述诸专史有所重叠,甚至重复。但这样的重叠、重复,恰恰是体现文化史家“史意”的精彩之处;其四,文化史研究要避免“馆局纂修”的弊端,提倡“独断”之学,提倡个性化研究。     

王应麟《困学纪闻》的史学思想

王应麟在其《困学纪闻》一书中,为追求直书,求得名教之实而对修史者提出了严格的史德要求,反对由佞臣、贰臣秉笔修史,并分析了史官不能直笔的原因;同时,王应麟认为在史著中应该通过春秋笔法来明天理,正人伦,进而为统治者提供政治的鉴戒,以达到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这种经世的学术价值观广泛地体现在《困学纪闻》的编次、语言风格以及对历史的评价之中,彰显了南宋末年一个理学家积极的入世情怀。     

《真定路学乐户记》补释

本文就《文学遗产》和《文物春秋》发表的两篇文章对《真定路学乐户记》碑文的释读、句读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并从真定路学的建制和规模所体现的元代当政皇帝的治政措施、真定路学礼乐生员的分布与真定的历史文化氛围等方面,指出了该碑的史料价值。     

2006年全国新版方志年鉴学暨相关编著述略(上)

<正>全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最强音一浪高过一浪,各种切实有力的措施一项接一项。温家宝总理于2006年5月18日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467号令,公布《地方志工作条例》,地方志工作有了第一部政府法令。从此依法开展工作,方志年鉴工作者莫不喜上眉梢。受《条例》的巨大鼓舞与     

考古学视野下的六朝都城研究——读贺云翱《六朝瓦当与六朝都城》

六朝都城制度在我国古都建制史上起到过承上启下的作用,并且它又是南北文化在特定时期的一种交流和结合。因此,六朝都城研究在我国古都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不科举之科举”——清末浙江优拔考及其制度性困境

清廷立停科举后,保留了优拔考试作为善后之策。按照设计,浙江在提学使支恒荣主持下,先后于丙午年(1906)举办了优贡考试、己酉年(1909)举行了优拔考试。这两科考试吸引了大量具有新式身份的考生参加,造成很多弊病,更引发科举复归的争议,遭致时人与时论的诸多批评。当时认为续行的优拔考试实际是"不科举之科举",起到了强化时人的功名意识与科举崇拜的作用。因此,讨论废除科举制的社会效果与后续影响等问题,有必要从制度史与社会史结合的层面,将优拔考试等清廷采取的后续补救措施所起的作用考虑在内,并注意从历史记忆塑造的角度,结合其时与考优拔诸人的言行、学部和提学使的具体作为,来重新检视传媒、当事者及清亡后时人的后设反思,乃至后世研究者的研究于再现和重构清末科举停废一事中存在的差异与盲区。     

“民间文书的整理、研究与利用”笔谈

<正>【编者按】民间文书的大量发现和利用是20世纪以来中国史学界的重要成就之一,有力推动了历史人类学、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等研究的拓展,催生了"敦煌学"、"徽学"等重要研究领域。有关民间文书的整理也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近期,本刊组织了一组关于"民间文书的整理、研究与利用"的笔谈,一些从事相关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