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出土楚简(五种)格式初析

日前,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湖北出土未刊布楚简(五种)集成研究课题组,对纳入课题的湖北江陵藤店、江陵红光砖瓦厂、荆门严仓、老河口安岗和江夏丁家咀等五种共七批楚简进行了常规与红外照片的拍摄。拍摄期间,课题组尽可能对竹简形制及与形制有关的方面进行观察、测量和记录。本文分修治、编联、缮写、刮削与补字等四点谈了我们在这方面的初步印象。     

既同心，愿相随!

吴樾（1878年一1905年）,原名吴越,字梦霞,又作孟侠,清朝末年安徽桐城人,革命家。1902年入直隶高等学堂,在校期间加入北方暗杀团,秘密进行反对清政府的活动,后经蔡元培介绍加入光复会。1904年,北上北京刺杀清政府满族少壮派领袖铁良,恰逢当时清政府派载泽、徐世昌、端方、戴鸿慈、绍英等五大臣出国考察,为实行君主立宪制做准备,吴遂改变计划,决定刺杀五大臣。     

第二轮志书总纂五论

第二轮志书的质量优劣,总纂是关键。总纂必须在志书设计的总体性、志书体例的完整性、志书记述的真实性、准确性、志书取舍的客观性、志书的地方特色和时代性上下功夫。才能编纂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子孙的高质量志书。     

四川省地方志事业第十二个五年发展规划

为促进和指导全省地方志事业未来五年的科学发展。根据第四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精神和《四川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2011-2015）》的要求,结合我省实际,特制定本规划。     

国民党推行民主集权制论略

1924年1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将民主集权制导入其党内政治生活。至1949年退据台湾前,国民党一直在党内和民众组织中倡行民主集权制。本文谨对国民党推行此制的情况、关于此制的解释及相关问题作一探略。一国民党推行民主集权制的基本情况1924年1月22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纪律问题的议案。文件指出:大会以为国民党之组织原则,当为民主主义的集权制度(荣孟     

先秦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检阅新时期以来的先秦史研究,人们完全有理由为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所鼓舞。无论是在中国文明与国家起源、先秦经济史、社会史、思想文化史、民族史等专题研究方面,还是在传统的夏商史、西周史、春秋战国史等断代研究方面,抑或是关于先秦古国史、地域文化史的研究,都是新作不断,成就不菲。但是在一片繁荣景象的背后,也的确存在某些隐忧,理论思考的缺失或弱化,就是一个值得警惕的问题。或许是厌倦了以往古史分期讨论的繁杂和空疏,也许是不想再固守社会形态思维的刻板和教条,人们大都表现出对于理论问题的不屑和怠倦。然而,理论毕竟是学术的灵魂,没有理论贯通的具体研究,终究会显得孱弱和苍白;没有理论研究的突破性进展,学术发展也不可能有根本性的推进。近年来史学研究中普遍性出现的碎片化倾向,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理论研究的弱化,已经成为制约先秦史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的瓶颈。历史研究不能逃避宏大叙事,先秦社会性质的判断也不应该缺失,这些都离不开理论思考。有鉴于此,本刊开辟三十年先秦史研究的理论反思专栏,以期唤起学界的理论兴趣。本期先行发表几位学者的思考成果,并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参与进来。是为盼!     

如何鉴别真假青铜器

要想判别出一件青铜器的年代与真假,有这样几种方法可以大有帮助：一是察看青铜器之锈色。大凡流传至今的青铜器至少经历过入土、坠水与传世这三种途径之一,而“铜器坠水千年,则绿如瓜皮而莹润如玉;未及千年,虽有青绿而不莹;禾入土水之传世铜器,其色紫褐而有朱砂斑,甚至其斑凸起”。     

试论马桥文化鸭形壶的来源与传播

此文首先通过马桥文化鸭形壶的特征与中原二里头遗址发现的一件鸭形鼎相比较,指出尽管两地的器物整体造型相近,但检索二里头文化至今鸭形鼎仅出土过一件,显然不是其典型器物,也非当地固有的文化传统。考虑到马桥文化与中原夏商文化存在着文化因素的相向互动,因而作者推定二里头遗址的鸭形鼎有可能是接受南方文化影响的一个表现。既然二里头的鸭形鼎应来源于马桥文化,那马桥文化的鸭形壶来源于何处呢?文章首先通过马桥文化中鸭形壶与良渚文化中的皮囊式壶和鸟形提梁壶比较,指出两者特征有异,另外,依据新的考古资料,在时间上,马桥文化与良渚文化之间尚有钱山漾一、二期文化的过渡阶段,而在此过渡阶段至今尚未发现类似的壶,故此,作者认为马桥文化鸭形壶起源于良渚的观点是值得斟酌的。次而,文章还特别讨论了另一代表性观点,即马桥文化的鸭形壶来源于浙南闽北地区以江山肩头弄期第一单元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作者围绕三个方面即长江下游地区特定的自然环境和马桥文化的陶质陶色以及鸭形壶的纹饰特征展开讨论,最后,作者认为,马桥文化的鸭形壶当是那个时期当地先民对鸟禽崇拜的意识,结合了太湖地区与南方地区的文化因素,而在马桥文化分布区内所发展创造出来的新器类。文章第三部分,是重点讨论马桥文化的鸭形壶向周围扩散的问题。作者通过对马桥文化鸭形壶中B型(原发掘报告将鸭形壶分为A、B、C三型)的详加分析,认为该文化中圈足鸭形壶的产生时间当早于假圈足和圜底或凹圜底的鸭形壶的产生时间,因此从浙西闽北的肩头弄仅出有凹圜底鸭形壶来看,恰恰说明它应是受到马桥文化影响的结果。在马桥文化之后,作者又通过对安徽潜山薛家岗、特别是福建闽侯黄土仑和光泽池湖商周墓葬以及江西鹰潭角山窑址中出土的一些近似于鸭形器物,从而认定马桥文化在创造出鸭形壶之后,向西北传播到了中原地区,并且在传播过程对皖西南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同时在其与南方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又传播到了浙南的肩头弄类型,并影响到了闽北直至闽南。后来又对赣东北和闽西北地区产生了影响。马桥文化中鸭形壶的来源、去向和传播诸问题是南方早期文明探索过程中大家颇为关注的热点课题。从去岁以来,仅《南方文物》就发表过多位学者的研究论作,这次我们又再次刊发此文,目的是借以倡导百家争鸣的良好学术氖围。随着各地考古新资料的不断出土,学术争论的不断深入,相信接近或比较接近历史真实的结论必定越辩越明。     

汉金城县治地考

本文根据《水经注》和有关历史记载,结合兰州的地理实际,对汉金城县城的地理位置进行了实际考察和分析研究,认为今天的兰州古城是在汉金城县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兰州古城就是汉金城县的治所。     

现代人起源六十年之争

现代人起源的争议由来已久,而遗传学的冲击尤大。1987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人类学家根据对147名各大洲不同人种妇女胎盘细胞中的线粒体DNA分析,将所有现代人起源追溯到20万年前的一位非洲妇女。这一被称为"夏娃理论"或"走出非洲"的假设对学术界和一般公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①。这意味着人类起源和进化的主干在非洲,其他各大洲的古人类代表都不过是进化中的旁支。后来,有学者对"夏娃理论"的遗传学推理做了检验,认为现代人有一个共同祖母的说法十分可疑②。虽然目前国际学界承认,古代的非洲种群不管在规模还是在古老性上,对全球现代人进化有着最重要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究竟是整体取代还是存在一定的基因交流仍存在争议。本期介绍的是两位美国人类学家对现代人起源之争的历史回顾,对我们了解好似雾里看花的现代人起源之争有一定的帮助。现代人起源争论的关键,在于如何解释遗传学证据与化石材料之间的矛盾。遗传学研究表明,现代人的线粒体DNA和Y染色体变异非常小,表明其更新世祖先种群的规模很小,而且分布非常有限。但古人类化石却表明人类祖先的种群不少,分布也很广。如果古人类以很小的种群在漫长的时间里孤立进化却没有形成新的物种显然不可思议。于是,一种"瓶颈说"被提出来解释这种现象,即人类进化在更新世末遇到一个瓶颈,只有少量基因被保留下来,"夏娃理论"就认为现代人都是一小群非洲人的后代。但是与"夏娃理论"不同,本文作者认为这种瓶颈在更新世一直存在,并提出了一种间断进化模式来说明人科化石记录的地理差异和遗传学解释,即人类进化是一种适应辐射(种群扩张)和物种选择(种群减少)的交替过程。他们认为,现代人起源也是这种过程的产物,大部分更新世人科化石是没有留下后裔的一批种群。在过去两百万年的进化过程中,人类并非源自单一物种,而是来自由间断性物种形成事件所隔开的几个相继的物种,反复的遗传瓶颈大大减少了最后智人种群的遗传变异。作者还指出,现代人起源应该从生物人类学的方法来进行研究,并重视自然选择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