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花女——也说奢香夫人

正飒爽英姿五尺锄,曙光初照工地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修饰爱修路。大家思维不该有定势,以为古典女士,单是呆在家里相夫教子,纳鞋绣花,顶多按回车键,将句子分四行八行,砌五言七言的文字积木。大哥,这话差矣。穆桂英挂帅,战争都没能让女性走开,三十六行,哪一行里没有女性翩鸿照影?披荆斩棘,修路架桥,这般重体力活里,也有女英雄在那里战天斗地,修改地球格局。朱元璋亲自给颁奖的顺德夫人,便是交通战线上顶风逆水、踏破青山人渐老的     

东晋中兴名士温峤

正在东晋初年的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一位风云人物——温峤。他没有"历相四君"、号称"仲父"的王导那么高的声望,也没有"威静荆塞"、"功宣一匡"的陶侃那样大的威名,可是,他自始至终地拥戴东晋皇室,借以维护江南地区的统一,处处以大局为重,机智勇敢地与分裂势力作坚决的斗争,这些,却是王导与陶侃远远比不上的。温峤(288—329年),字太真,太原祁县人。西晋末年,天下大乱,匈奴族刘聪、羯族     

民族社会文化变迁的缩影——《达斡尔族:内蒙古莫力达瓦旗哈力村调查》评介

毛艳、毅松主编的《达斡尔族:内蒙古莫力达瓦旗哈力村调查》是经过深入社区,调查材料与文献相印证,经过核实完成的民族志著作。通观全书具有如下特点:以点带面、见微知著;注重分析问题;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进行了深度的描写;通过鲜活的个案为例说明问题。是一部地域、民族特色浓郁的著作,详实反映了半个世纪以来达斡尔族社会文化的变迁情况。     

大运河清口水利枢纽遗产及其特点

<正>中国大运河作为线性文化遗产,其遗产的分布具有点、线、面结合的特点。大运河清口水利枢纽位于旧时的黄、淮、运河交汇处,今淮安市区西侧的码头、杨庄一带。这个枢纽,作为大运河最重要的遗产点,横跨里运河、中运河、黄河故道、淮北盐河、洪泽湖区(含洪泽湖大堤、张福河等7条引河、窑河等),覆盖面积数百平方公里,其中又包含很多小的遗产"点"、遗产"线"。该枢纽从明万历六年(1578年)直至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北徙前,一直是大运河沿线工程设施最多、遗产分布最广、国家投入     

关于达斡尔族多神信仰及相关价值观念探析

达斡尔族长期遥居于我国东北地区,与世交往很少,萨满教成为当时达斡尔族人民的精神饮品,受萨满教万物有灵思想的影响,当时的达斡尔族人民将世界中的有生物和非生物都视为神来信仰。认为诸神都是人类和自然界的主宰者,所以将它们以神佛进行供奉,保佑人畜平安、各业兴旺。达斡尔人对于所供奉的诸神分为固有的和外来的两类,对于固有的神,不但有神的传说,同时还有各有固定的祭词,另外还将许多神合为一神,富于一定的系列性。本文对达斡尔族历史上所信仰的众神时行了分析,并对多神信仰的文化根基及相关价值观的形成进行了具体的阐述。     

动物园，清末改革新气象

据1906年7月的《大公报》报道,被清廷派出赴东西洋各国考察政治的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湖南巡抚端方等五大臣归国,从德国买回了一批动物,包括1头大象、2头狮子、3只老虎、4只熊等,总共装了59个笼子。     

唐郭子仪侄郭睇墓志及其关联问题

郭睇系郭幼冲子、郭子仪侄,本文以《郭睇墓志》为主,结合业已出土的郭子仪家族墓志,首先对《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载郭氏家族世系进行补阙正谬,其次就郭氏家族宅第、族茔及墓志撰书人与志主的关系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认为唐代郭子仪家族具有生前析户异居、卒后聚族而葬、多由亲属撰书墓志等特征,此墓志对于研究唐代郭子仪家族及相关问题都有重要价值。     

汉代压胜钱星纹释义

正在汉代压胜钱中有许多带有星纹,诠释这些星纹的含义是很困难的事情,因为能够用于解释汉代星纹的材料不多。《史记·天官书》记述星座较系统和全面,但文字简练,没有星图,且是一家星说。《汉书》和《后汉书》《史记》没有更多新的可用内容,《晋书·天文志》关于星座的内容较丰富,但其作者是唐代人,时代有一定的跨度。有关星座的实物资料中,星图壁画、星图文本和汉画像砖石都有一定参考价值。     

魏末城民新考

《魏書》、《北史》等北朝史書中"城民"一詞頻繁出現,這是第二次"築城運動"的產物。城民在某些特定情況下,確實具有學者所言的"鎮兵"、"軍戶"之義,但在很大程度上僅是"城内居民"之簡稱,是與城外"村人"相對應的城市居民。城民的身份不僅具有階層高低之別,即包括文武官僚、地方豪族、普通民衆和卑賤軍戶等;還有族羣胡漢之異,城民身份的多元性體現了北魏胡漢、胡胡文明相互涵化的典型特徵。根據城民在魏末政局中的政治動向,可將之分爲四種類型:降附南朝者、配合作亂者、矛盾互攻者、擁魏伐叛者,占絕大多數的前三類城民均以北魏政權對抗者的姿態出現。各類城民均在北魏末期政治社會的崩潰過程中起到關鍵作用。     

“金蝉脱壳”:日本在五卅交涉中的外交策略及实践

从"追随英美之后",到"适处英美之间",再到单独对华妥协,日本政府在五卅交涉中经历了复杂纠结的外交决择与战略转向。与之相呼应的是,曰本与执政府的积极互动,对官、商、军、学、工等地方势力角逐的深度介入。大国博弈与地方争持这两个紧密关联的层面,相互影响,相互激荡,决定了日本在五卅交涉中的基本策略与实践。"金蝉脱壳",既是日本五卅交涉实践的真实写照,也折射出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来列强在华外交格局的重大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