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以《新青年》为视点

《新青年》从一“普通刊物”发展成为全国新文化的一块“金字招牌”,“新文化”由涓涓细流汇成洪波巨浪,都经历了一个相当的“运动”过程。“新文化运动”以五四为开端,是当时人较为普遍的看法。细察《新青年》之立论,高悬“民主”“科学”两面大旗,意在震慑和封堵“非难”者。新文化人对“新文化”的内涵其实并未形成一致的看法。今人所推崇、所眷顾的一些思想主张,在当时未必形成了多大反响,而当时人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却已淡出后来史家的视野。对于同一个《新青年》,办刊人的出发点,反对方的攻击点,与局外人的观察点既不尽一致;对于同一场“新文化运动”,新文化人的当下诠释与后来史家的言说叙事更有相当的出入。     

能否有探索真理的更大空间关系到中国未来是否光明

温家宝总理的这个谈心确实是在跟大家谈心,很久很久没有读到这样好的文章了,许久许久都没有看到这么贴心的文章了。读了以后有些想法,写给你们。对这讲话,我体会最深的是他谈到的五四运动,要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要追求真理。中国要有光明的未来。因此,必须发挥全体人民追求真理坚持真理的积极性。目前,中国文化影响力很弱,大家都很关心。     

觅路的小镇青年——钱穆与五四运动再探

钱穆与五四运动的关系,受1930年代后钱穆自己关于五四的历史叙述影响较大,以至长久以来他基本是以一个五四运动的反对者的形象出现的。这经常让人忽视一个逻辑即真正的反对者需要"资格准入"。钱穆其实是在深入了解和积极参与了五四运动之后,疏离和反思了五四运动。对于这一过程,前贤多有发见,不过从目前各种新发现的钱穆早年史料出发,他与五四运动互动的一些面相,如新思想潮流怎样影响了江南地方社会?钱穆以何种方式介入了五四运动?从"看《新青年》"到"决心重温旧书"的内在理路为何?外部环境又对这种转折有何影响?这些问题均可以做更为细致的解读。     

谁主沉浮——浅论五四运动的领导权

五四运动是近代以来历史上第一次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因此,对它的研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而五四运动是由谁领导的?怎样定性?这是研究必须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之一。文章通过分析各阶级领导领导革命的可能性和必然性。最终得出:五四运动是一场由先进知识分子领导的,无产阶级起主导作用的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     

怀念我的父亲滕功成

我的父亲滕功成,是一位早期的共产党人。1919年五四运动后,有志之士纷纷面向世界,寻求救国之道,其中的一条道路就是"留法勤工俭学"。到了1920年勤工俭学运动达到高潮,许多青年从各地云集北京,然后转辗到上海雇船赴法国,我父亲也在其中。这年十月中旬,从天津北洋军阀的监狱里释放出来的周恩来也由北京法华教育会介绍来沪候船赴法。那时船票很难买到,他们等待了很长时间。在此     

我与五四运动研究的一段情缘

在大学里,我一心想搞隋唐史,研究均田制和日本的班田制。大学毕业时,已决定我留校任教,因为要完成国庆献礼任务之后才正式分配工作,就在我等待分配工作时,等来了中央编译局要人,而且指定要共产党员的一个机缘,使我迈进五四运动研究之门,走上中共党史研究之路。1979年4月,我同杨圣清应约合写的《五四运动》,在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     

“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与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

1947年5月20日,在戒备森严的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爆发了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为中心口号的爱国学生运动,并且迅速波及全国60多个大中城市,极大地动摇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基础。3天后,新华社发表时评,指出这次爱国学生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只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和“一二·九”运动可以与之相比,而“这次群众运动的规模气概为以往任何时期所未有”。     

一腔痴情悼亡妻——恽代英的爱情故事

作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杰出政治活动家、理论家,五四运动至大革命时期广大青年热爱的领袖,恽代英烈士的生平事迹可谓家喻户晓。但鲜为人知的是,以推翻旧社会、传播共产主义为毕生奋斗目标的恽代英同时也是一个至情至性的男子,在其短     

五四运动在南京

1919年5月4日,在北京兴起的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吞中国、反对北京军阀政府卖国的爱国救亡运动. 日本帝国主义早有把中国变为其殖民地的野心.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趁着西方帝国主义国家酣于大战无暇东顾的时机,于1915年向北京政府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北京政府对此丧权辱国的条约,竟然表示"欣然同意";接着,日本抢占了德国在中国的殖民地山东青岛、胶州湾.     

陈独秀未能完稿的自传

陈独秀在五四运动时有段惊人的名言：“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人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这种“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他一生体验过四次,而晚年在南京老虎桥监狱服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