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洒新华门 会师黄浦江

彪炳史册的五四运动,点燃了人们爱国主义的火焰,激起了全国人民反对帝因主义的昂扬斗志。一时间,举国沸腾,各地各界纷纷参加到这一爱国运动中来。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爱国主义的浪潮风起云涌。为了争取革命斗争的胜利,人们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重新启蒙：五四运动九十周年反思

一、启蒙运动的失败与教训 今年，2009年，是我国启蒙运动九十周年，九十年前的今天，军阀混战，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宰割和瓜分，国家危在旦夕。而全国人民却仍然处于宗法制度、三纲教义和纲常伦理的束缚之中，做顺从的奴隶。袁世凯在1915年5月25日在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上签字，12月12日宣布登皇帝位，     

体相和个性:以五四为标识的新文化运动再认识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个"会合的历史运动",也是一个有中心主旨并自具体相的运动。一个同质性的五四形象,既是在无意中形成,也包括时人和后人的构建。从相对宏观的视角观察辛亥革命与新文化运动的关联,探索后者究竟是外来冲击的反应还是自我的觉醒,并考察民初新旧之争怎样发展为向"文化"开战、一体两面的正本清源努力如何兼容破坏与建设,以及学生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相互影响等面相,进而从后五四时代的认知去检视新文化运动的遗产,可以看出五四已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标识。     

詹天佑，为捍卫中国铁路主权而捐躯

詹天佑，作为我国杰出的铁路工程技术专家，早已家喻户晓，但作为一位五四运动的先行者，却很少为人所知——1919年2月，詹天佑致电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反对国际共管中国铁路；3月抱病远赴哈尔滨、海参崴，参加远东铁路会议，会上据理力争，反对国际监管中国东北铁路，心力交瘁，病倒在维护国家主权斗争第一线。     

我感知的启蒙、新启蒙、再启蒙

作为新闻工作者,我没有认真读过多少理论书,不是学者,甚至到耄耋之年也还算不上是个明白人,对于启蒙这个概念至今还是模糊不清的。而且,学者们对启蒙和新启蒙的理念本身,也有不同的解析和争议。因此,我没有资格从理论     

“六个月乐观”的幻灭：五四前夕士人心态与政治

没有什么重大政治变革的“五四”前一年,对许多时人来说却曾充满了希望：既有“公理战胜”的乐观,也有对“文治”及和平的憧憬。学生参与校外活动受到鼓励,大型欢庆活动在方式上为五四运动进行了预备。政治和思想走向呈现出特别明显的内外缠结特点,不少人以为人类新纪元从此开始,希望借欧洲战胜的东风,由外及内,一举解决中国的全部问题,进入世界大同境界。巴黎和会与南北和会代表着以会谈方式解决困局的尝试,两者的失败预示着思想和行为方式上和缓取向的艰难。希望和失望都来的有些意外,举国的失落感强化了士人心态的激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