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观的歧义与中国近代科学史学的多重意蕴

近代中国史学科学化进程中,因国人对“科学”含义理解上的不同,对史学是否属于“科学”有不同的认识;也因对“科学”含义广、狭不同的理解,形成了不同的“科学史学”观;由此造成史学“科学化”进程中观念分歧与实践路向上的差异。     

范仲淹的“育将观”

北宋康定元年(1040),宋夏战争爆发,范仲淹挺身纾难,出任延州边帅。面对宋廷"右文抑武"国策所致军事人才匮乏之弊,范仲淹选将以智勇、育将以仁爱,成功地提拔、培养了一批勇猛善战的军事干将。而其中所体现的正是范仲淹独特的"育将观"。     

《法苑珠林》与君臣观

隋唐时代,随着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鼎盛时期,佛教的发展,也在中国佛教史上达到了顶峰.如果说唐代佛教繁荣的标志是其思想内涵的丰富,那么其外在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类书在佛教典籍中的使用.类书体例自魏晋南北朝出现后,在佛教典籍中也逐渐兴起,许多高僧大德的著述使用了类书体例.     

汪承潮其人其画

贵州自明代立省以来,与外交流渐为畅达,有识之士接踵而至,络绎不绝。黔地雄浑苍茫,壮阔连绵的山川,使多少词客骚人为之诵吟篇章,又使多少丹青妙手为之泼墨挥毫。从传世之作,或文献载录中了解,有清一代,入黔画家黄向坚,邹一桂、洪亮吉,钱维城皆有以贵州山水为题材的画卷。黄向坚寻亲过黔而后作《寻亲图》册、《盘江图》轴等画图流传至今,并自到过西南诸地后,画作以此方题材为多。邹一桂宦黔六载,遍及贵州山山水水,自述：     

战后日本的新中国研究

本文以战后至1972年9月中日邦交正常化前的日本学术界对于新中国的研究史为研究对象,以日本学术界对新中国政治体制、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成就、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和考察以及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为线索,分析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前日本学术界对于中国的研究概要。以此,试图分析战后日本学术界的中国观和中国研究的方式、理论。     

《楝亭集》未收录的曹寅诗三首

清人邓汉仪《诗观二集》中辑录了曹寅诗三首,出于其未刊诗稿《野鹤堂草》,因诗稿迷失,《楝亭集》未收。     

王阳明“乐本人心”音乐观的逻辑进程与意义

王阳明的“心学”作为宋明道学又一高峰,完成了儒学从程朱的“理本论”向“心本论”的过渡,其“乐本人心”音乐观将“心”与“乐”体用一源,把儒家礼乐践行指向人的内在自觉,更适用日常流行。阳明后学在此基础上将音乐审美引向了唯情说,也走向了儒学礼乐教化反面。本文通过探析王阳明“乐本人心”音乐观的逻辑进程,并对其美学意义加以分析。     

中国早期地理书写与地域观的域外接受——法国汉学《山海经》阐释考

18-19世纪,在“中华文明起源”和“扶桑即美洲”等争论中,《山海经》进入了西方人的学术视野,并持续推动着法国对中国早期景观和领土想象的地理科学探索。百余年来,何赖思、拉克伯里、巴赞、罗尼、布勒努夫、施古德、葛兰言、雷米·马修、魏德理等人的法文研究从地理学、人种学、政治学、文献学等多元角度阐释这部中国早期地理书写,作为外部成果提出了新颖的研究角度和思维方式,证明了在对中华文明历史脉络的认识中,地理、历史、民族、政治等方面密不可分,与我国现当代学者的成果相得益彰。这些研究既显示出法国当代汉学离不开欧洲东方学的既有传统和框架,亦有助于我们在对西方相关课题的了解和批判中反思和深化当前的研究,进而探讨如何在跨文化中就中国古代历史地理课题拓展国际对话平台。     

“以我观石”与“以石观我”——《西清砚谱》所收明清古砚“物形”研究

《西清砚谱》以清宫旧藏历代古砚为基础,选取其中240方形态各异的古砚编撰成书,代表着清代官方收藏的最高典范。书中所收古砚,从外形轮廓来看,包括圆形、方形、植物形、动物形、器物形等多种形制,就其中所录的明清随形古砚而言,植物形、动物形、器物形这三种类型最具特色,堪称古代砚石的经典造型。这些极具特色的古砚造型传达出古人在设计制造砚台时,或是严守传统文化思想,遵循器物自然形成规律,最大限度地保留砚石自然天成的品质;或是充分发挥匠人的想象力,最大限度地创造出精美绝伦的作品,使每一方古砚都充分体现出“应物象形”“物我两化”的传统造物思想。     

关于司马光民族观的若干思考

司马光充分汲取自先秦儒家与他同时代欧阳修等人民族观中的有益成份。他提倡了民族和睦观 ;发展了民族平等观 ;丰富了民族诚信观。司马光将孟子的“气节观”、“大丈夫”精神 ,渗透入其民族观中 ,大力倡导民族气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