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地区汉代南阳郡属县治所初考

襄阳地区汉代分属南阳郡、南郡统辖,南阳郡属县中西汉设酂、舂陵、筑阳、阴、山都、蔡阳、邓、朝阳县(侯国),东汉分蔡阳县设襄乡县。本文主要依据考古资料对文献所记襄阳地区汉代南阳郡属县县治进行了初步梳理和考证,其中舂陵、筑阳、蔡阳、邓、襄乡五县(侯国)基本与历史文献和历史地理学者研究观点相同,而酂、阴、山都、朝阳四县(侯国)则有所区别。     

沈阳市康平王立岗窝堡东山旧石器地点发现的石器研究

近年来,沈阳旧石器考古调查成果逐渐填补了沈阳地区旧石器地点的空白,这些新发现与晚更新世古生物化石一起,为复原沈阳地区晚更新世的面貌提供了重要的材料.2011年4月,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和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旧石器考古调查队,对沈阳市的康平和法库两县进行了为期15天的旧石器考古调查.本次调查在秀水河和辽河的Ⅱ、Ⅲ级阶地上,共发现旧石器地点14处,石器1029件（极少部分出在地层内）,其中包括石片、石核、一类工具（石锤、石砧）、二三类工具（刮削器、尖状器和砍砸器等）,可以分为大石片石器、小石片石器和细石叶三个工业类型.年代跨度为距今3万年至1万年,相当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旧石器时代过渡阶段①.王立岗窝堡东山旧石器地点即为其中一处石器较为丰富、具有代表性的地点.该地点发现石器75件,大多采自地表耕土层.     

河套地区青铜时代陶窑

河套地区包括内蒙古中南部地区、陕西省北部地区和山西省西北部地区,地处黄河中游区,是黄土广泛分布地区,在青铜时代河套地区属于一个文化区.     

西部民族地区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几个问题

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当代中国政治建设中的一个新的思路和重大举措,也是西部民族地区政治建设,乃至整个社会和谐发展的内在要求和特色优势所在。本文结合新的社会阶层发展问题,就西部民族地区发展协商民主的深远意义、现实条件、重要主体、推动因素、制度依托和实践思路等问题作一探究。     

对加强民族地区电视主持人科学管理的几点思考

随着西部开发战略的逐步实施,民族地区广播电视业的发展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然而,由于其特殊的地理、历史等原因,民族地区在电视业管理尤其是主持人管理方面存在一定差距。本文从强化主持人民族团结意识,加强主持人专业化、系统化的长效管理机制,实施主持人开放式管理模式,培养主持人核心竞争力等方面提出了科学管理的主要措施。     

《草原金石录》——蒙元史研究的重要新成果

由内蒙古文物考古学者王大方、张文芳历时8年编著完成的以研究蒙元时期北方草原地区金石考古、古籍整理为主要成果的《草原金石录》一书,于2013年10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我国蒙元史研究的一项重要新成果,并具有抢救、保护文物的价值。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历史上,元朝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代。在元代,今内蒙古大部分地区为中书省所管理的“腹里”之地,元上都以及一批路、府、州、县设于此地,许多蒙古宗王、皇亲国戚的封地也设于此。     

中国古代银锭科学鉴定刍议

中国古代自唐以降银锭（铤）即进入货币领域,由于其价值大、器型多,几乎代代都有伪作。近年来,由于收藏品市场伪造风气盛行,银锭造假也渐猖獗,且仿真水平越来越高,给古代银锭的研究和收藏带来了许多困难,因此,有必要对古代银锭之真伪鉴定进行科学探讨。     

《云南省博物馆馆藏契约文书整理与汇编》评介

吴晓亮、徐政芸主编的《云南省博物馆馆藏契约文书整理与汇编》（以下简称“汇编”）,2013年2月由人民出版社付梓。全书6卷8册,计293万字。     

“俗人羌姆”传人白玛群觉的晚年生活

2013年3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专项《21世纪初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调查》在北京正式启动。我国现有1亿多少数民族人口,民族地区的发展直接关系到2020年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大局和未来中国梦的实现。这项调查对于全面摸清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情况,帮助国家科学制定民族地区发展规划,具有重大意义。此次“大调查”立子项目20多个,主要在西藏等民族自治区开展,以民族区域自治县或民族乡为调研点。其中子课题《西藏洛扎县经济社会综合调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大学、西藏自治区党校、云南民族大学等学术机构的11位学者组成,于2014年7月赴山南地区洛扎县进行了田野调查,全面了解该县的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在拉康镇及色乡、边巴乡、扎日乡开展了大量入户访谈,获得了更加数量丰富、内容准确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数据和案例。     

闽越人口总数问题的研究

<正>闽越是西汉南方地区占有今福建的地方政权。近年来,随着百越民族文化研究的繁荣,闽越研究也获得较大成果,其中关于闽越人口总数这一课题的研究当首推葛剑雄先生(以下简称葛剑雄)。葛剑雄在《西汉人口地理》中提出闽越国人口约为十余万,上限不超过二十万人。该研究成果目前已被史学界尤其是福建史学界所认可,相关的学术论文也引用该论点。厦门大学吴小平先生在《从考古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