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乡村旅游业转型升级

随着人民物质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传统旅游模式已难以满足现阶段人民群众的休闲放松需求,乡村旅游逐渐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与关注。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旅游业应通过创新升级,吸引更多的游客,从而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本文以此为题展开讨论,分析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乡村旅游业发展现状及发展趋势,总结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乡村旅游业发展意义,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乡村旅游业转型升级途径,以期促进乡村旅游业进一步发展。     

乡村旅游地恢复性体验结构维度探索性研究

随着城市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来自学习、工作、生活的压力越来越大,回归自然,回归乡村,获得恢复性体验是大众的普遍需求。恢复性体验是指对恢复性环境的感知体验。本文以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龙胜各族自治县龙脊镇平安村为案例地,通过文献研究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提炼乡村旅游地恢复性体验构成维度,进而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检验乡村旅游地恢复性体验结构维度构成。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旅游业发展策略研究

推动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是新形势下国民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满足旅游消费市场多样性需求的必然要求。在全域旅游和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乡村旅游迎来了发展契机,势头强劲,显示出令人瞩目的活力和潜力。与此同时,产品同质化严重、乡土文化特色缺失、基础设施薄弱等问题依然不同程度的存在。乡村旅游需要立足新发展阶段,做好顶层设计,突出创新驱动、人才支撑,强化市场管理,推进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     

个旧市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研究

文章分析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个旧市乡村旅游存在的问题,探讨促进个旧市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策略,包括加强政府宏观调控、多渠道融资、推进产业融合、加强品牌建设、实施区域联动战略、推进智慧旅游体系建设、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激发经营主体积极性等。     

乡民的逻辑：全面抗战时期浙南乡村的水利活动

全面抗战时期,浙南永嘉县发生一起下岸村村民池凤廷与官岭山下村村民吕龙海之间的水利诉讼案件。永嘉县政府起初支持下岸村在前江浦修筑陡门陡门,即水闸。从古代到民国时期,文献中一般称之为“陡门”,本文亦称“陡门”。,以便防咸蓄淡、减少涝灾。在吕龙海提出反对意见后,县政府又认为下岸村没有必要修筑陡门。这一事件惊动了浙江省政府和重庆的国民政府经济部。后经浙江省政府、经济部裁定,令池凤廷拆除陡门。不过,下岸村采取拖延态度,提出再诉愿,并决定在陡门处建造活动木桥,方便村民往来耕作。这一案件所体现的上下游村民重灌溉还是重通航的不同利益诉求,以及战乱时期多由乡民自行建筑水利设施、各级政府干预能力有限等情形,均反映了历史的共相与常情。将这一案件置于更长的时段和当时的浙南乡村社会考察,有助于探讨战争背景下乡民在农业生产和水利活动方面的考量,以及乡村社会的实况、演变与运行机制,也启发我们以社会经济的视角探讨抗战历史的内在发展,并将抗战时期视为长程历史时段中的一个“历史性时刻”。     

伟大的事业 平凡的足迹——读《晏阳初》有感

近日,作家苗勇撰写的长篇传记文学作品《晏阳初》即将付梓,索序于我,欣慰之余,欣而允之。晏阳初清光绪十六年(1890)出生于四川巴中,曾留学美国,为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事业奉献70年,毛主席盛赞他“以宗教家的精神努力平教运动”。晏阳初曾被国际社会尊崇为“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世界平民教育之父”,是20世纪中国教育家中最具国际影响的世界性人物之一。我长年从事文学工作,多次到晏阳初的故乡巴中采访,对他毕生从事的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事业感佩于心。     

评近年来关于知识分子研究的几本史著

学术界近年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呈现三大特点：一,“体验中的理解”,利用研究主客体在血脉、情感上的亲密关系,勉力进入先辈生存的精神家园,以理解他们的所思所言所行;二,“建构中的阐释”,力求在某种独特、精致的理论建构中提出假设,表达观点完成叙述;三,“批判中的反思”,通过广义上的学术批判,对古往今来的士之论士、儒之论儒、知识分子之论知识分子的成果进行反思。此外知识分子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也值得引起关注。     

域外乡村治理的典型模式及经验借鉴

本文列举的域外乡村治理典型模式,或是国家自上而下地治理,抑或是乡村自下而上的自我改造;或是内生自发驱动,抑或是外生助力推动。无论哪种模式,其共同之处是多中心治理,多方主体协同共治。政府引导、农村自治主导、社会第三方主体参与,协调共同治理。域外乡村治理模式是在本国实践基础上不断与时俱进,积淀了具有参考价值的治理理念。通过借鉴域外乡村治理的成功经验,构建我国乡村治理模式。     

政策视角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地方发展

自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于2006年生效以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的框架内,开始出现谨慎利用非遗保护来促进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举措。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一直在审慎对待此问题。最初,委员会主要关注非遗保护中商业化的负面影响;后来,讨论发展为承认对非遗的经济利用可以对其可持续性、振兴以及相关社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通过回顾历届委员会会议和《公约》缔约国大会会议的辩论,可以洞见有关该主题的讨论是如何发展的。在日本的遗产发展实践中,注重将遗产保护与地方发展相结合并逐步修订了文化遗产相关法律。根据修订后的法律,遗产政策的实施权力下放到地方行政部门,遗产保护行动的主要目标是促进各地区和当地社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清末新政与工艺教养机构之推广

工艺教养机构的大规模设立是清末新政中一项重要的社会改革措施,对社会救济、城市治安、刑狱体系转型及手工业发展均有深远影响。教养机构的出现并非始于清末。但新政以前,教养机构的发展是地方化的,其分布范围有限,主要集中于经济发达、社会力量较强的江浙等省。新政开始后,工艺教养因涉及发展实业、改良刑狱、革新社会三项重要的改革措施,颇受清廷重视,围绕它形成了一套自上而下、制度化的推动机制,而这一时期州县财政的扩张及地方精英参与的普遍化使得更多地区有能力设立这类机构。由此,工艺教养机构得以扩展到全国,而直隶、山东等官员执行力较强的省份成为新政时期工艺教养发展最快的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