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湘绣收藏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华夏民族的刺绣文化源远流长。（《皇图要览》裁“伏羲化蚕,西陵氏始蚕。”公元前二十一世纪,我们的祖先就开始植桑养蚕,缫丝织绢。伴随着玉器、陶器、纺织、缝纫工艺的诞生,随着人们美化生活的需要,刺绣也应运而生了。刺绣,古称针绣,是用绣针引彩线,按设计的花纹在纺织品上刺绣运针,以绣迹构成花纹图案的一种工艺。因刺绣多为妇女所作,故又名“女红”。     

近代天津九国租界边界考

天津作为近代中国北方最重要的通商口岸,同时也是近代中国拥有专管租界数量最多的城市,于1860至1902年间先后设立了九个国家的租界。各国租界或历经多次扩张,或与相邻租界间重新协商划定边界,或发生租界兼并,边界几经变化,影响了近代天津的城市空间格局。在诸多历史地图和文献中,关于天津九国租界的边界缺乏统一的描绘,乃至错误颇多。本文对近代天津相关历史文献与历史地图进行考证,以期得出较为准确的近代天津租界边界地图。     

近代中国地方卫生行政的诞生:以营口为中心的考察

清末,营口的卫生行政在列强的干涉下逐渐成型。1899年,营口爆发鼠疫,地方当局迫于外交压力临时设立卫生局,推行卫生制度;俄国和日本出于不同的目的,先后在占领期间强化卫生行政;1906年因应自上而下的新政改革,卫生成为营口地方行政职能。由于地处地缘政治复杂的东北,列强对营口卫生行政形成的影响有两大特征:一是差异性,以俄、日为代表的列强虽遵循同样的卫生规则,但因各自不同的利益追求和对华政策,采用不同的方式推动卫生行政;一是调适性,官府虽迫于列强压力基本采纳卫生行政,但在具体实行过程中,中外间的跨国互动终使卫生组织和制度得以确立。因此,营口卫生行政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卫生局虽建立起来,但管辖权范围有限,很难辐射到营口之外的地区;列强只有以干涉的形式迫使周边地区行动起来,才能保证营口卫生制度的有效运行。     

清初苏州商船赴日贸易史实辨析

顺治九年(1652),一艘赴日本贸易的苏州商船回国。史学界对该商船的赴日时间及贸易方式存在争议:一说是1644年赴日,在日本进行了八年的海外贸易;一说是1650年或1651年私自出海,交易完毕后即回国。本文根据明清档案及朝鲜史料对该事件的记载,以及当时中国、东南亚、日本之间的贸易状况进行综合考察,可以肯定该商船是于1644年前往日本,并在日本与交趾之间从事贸易活动。     

西方收藏明朝成化与正德时期汉藏风格的唐卡

本文从西方学者们对收藏在各大博物馆和私人手里的成化和正德时期的数组风格相似、并有明确汉藏文题记的唐卡的研究成果入手,厘清了迄今为止各种学术观点的对与错,并在此基础上,综合性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指出汉藏艺术风格(或藏汉艺术风格)从明初以来到明正德时期衰变的过程,不仅是此前相关研究的盘点和总结,而且推进了此研究向深度和广度的进一步发展。     

为黄铜铸宝巩、宝陕咸丰当千、当五百大钱正名

何来此题？缘上世纪八十年代有泉家在著述中武断地将宝巩、宝陕二局黄铜铸当千、当五百大钱一律定为赝品,使后来的咸丰大钱收藏者倍受困惑。如图1系宝巩局黄铜铸咸丰当千大钱（直径64、郭厚3．8mm、重66．8g）,原藏西安。因持有者受“黄铜者为赝品”的影响,怀之惴惴,终以贱值转让到甘肃定西,     

民俗控制与祥林嫂之死——对《祝福》的另一种解读方式

一、引言对于祥林嫂之死,正如陈方竞所说,“这确是一个老而又老,似乎已有定论的问题”。在过去,人们从四大绳索、文化吃人、无主名无意识杀人团等等进行了多种阐释。毫无疑问,这些解释都具有合理性。但众所周知,文化杀人更多的侧重于文化对“真的人”(《狂人日记》中语)的精神虐杀;而无主名无意识杀人团又未免     

《新疆年鉴》(2007年刊)编撰意见

《新疆年鉴》是由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自治区地方志编委会编辑、新疆年鉴社出版的政府公报性连续出版物,是自治区唯一的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大型资料性文献工具书,到2006年,已出版22部。22年来,《新疆年鉴》忠实地记录了自治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光辉历程,介绍了自治区和生产建设兵团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教育、文化、卫生、民族以及在西部大开发中的新思路、新进展、新成就,让读者了解了新疆、认识了新疆。一、《新疆年鉴》(2006年刊)的总结与反思《新疆年鉴》在全国举办的两次评比中,均获省级年鉴一等奖,处于全国同类年鉴中上水平。知…     

拍后综述

北京翰海备受海内外艺术市场和业内人士瞩目的翰海春拍活动,经过6天的预展拍卖,最终以4.5亿的上佳业绩于6月25日晚在北京嘉里中心圆满落幕。     

论广州大元帅府的投变寺产活动——兼论商团事变的原因

1923年2月孙中山在广州设立大元帅府后,为了筹集军费和广州的市政建设资金,将广州的寺产作为市有财产收用、拍卖,掀起了一个投变寺产的运动.这次投变寺产运动持续了一年半,曾经在广州引起一场大风波,并间接引发了商团事变.本文就1923、1924年孙科第二次担任广州市长期间投变寺产的活动展开论述,分析这次投变寺产运动的原因、过程、基本政策以及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