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与九一八事变再探讨

基于中国国力不及日本、迷信和平和保存实力等因素考虑,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在没有得到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明确指示下,自行实行不抵抗政策,致使沈阳失守,东北沦陷。由于在对日看法上,张学良与蒋介石观点基本一致;二人对九一八事变的处理又合作无间,所以,张学良和蒋介石对东北沦陷都应负责。论对狭义的九一八事变的处理,张学良应负直接责任;论对广义的九一八事变的处理,蒋介石则应负主要责任。但蒋、张之“不抵抗政策”,非为不抗日,而是何时抗日、如何抗日的问题。     

蒋介石的不抵抗和张学良的不抵抗

对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的研究．史学界多局限在蒋介石和张学良的责任之争、原因之辩,而对二人在不抵抗上的异同却不见铺陈。其实,蒋和张的不抵抗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蒋因欲避免全国抗战而不抵抗。张因主张“全面抗战”而不抵抗;蒋可用局部抵抗来避免或拖延全国抗战,张却不愿独自局部抗战,只能用不抵抗来等待全国抗战。深入分析蒋和张二人这种在不抵抗上的分歧和演变,有助于弄清这一段历史的真实面目,理解他们间的这种分歧,实为西安事变的远因。     

九一八事变与近代中日关系——九一八事变7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承办的“九一八事变与近代中日关系——九一八事变7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于2001年9月16日至9月18日在北京昌平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国史学会会长金冲及、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白介夫、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副主任和院学术委员会秘书长郭永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张海鹏、台湾中正教基金会董事长秦孝仪,以及来自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的学100余人。会议提交论40篇,主要涉及：九一八事变前后的中国政局与外交;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日本侵华罪行;日本右翼思潮的历史与现状。现就会议的主要论点做一简述。     

“攘外必先安内”再批判

“攘外必先安内”是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的基本国策,意在因应国内“三足鼎立”、国际“四向分散”的形势。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选择先“剿共”后抗日,共产党选择先反蒋后抗日,而随着局部抗战向全面抗战形势的转化．双方的这种选择逐渐演变为国共合作抗日的过程。“安内”是以“剿共”为中心．包括实现国民党内的统一和国民政府的“中央一体化”,以及充实国力．加强战备等内容。“攘外必先安内”是国民党处理内政的基本国策,又是图存御侮的策略。历史已证明：“剿共”不是抗日的前提．“反蒋”也不是抗日的前提。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中华民族的空前团结．才是抗日的前提。     

著名“亲日”将领何应钦也曾遭日本间谍暗杀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与张学良暗隙渐生,后者多次被暗示下野,另一位国民党高级将领何应钦则出任国民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占领了东三省,欲将魔爪探向华北的日本人当时正在寻找借口欲在华北地区发起战事,于是,老谋深算的土肥原贤二开始策划又一次暗杀事件,这次他将目标圈定了何应钦,执行暗杀任务的两名高级间谍酒井恭辅与清水次郎扮成中国商人,偷偷潜入了北平。     

伪满洲国的陶币和炻币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扶植末代皇帝溥仪建立了伪满洲国,将其作为继续侵略扩张的战略基地。1932年7月1日,伪满洲中央银行在长春成立,合并了东北地区的四行号(东三省官银号、边业银行、吉林官银钱号和黑龙江省银号)以及辽宁省城四行号。日本借此掌控了东北的金融、经济命脉。根据伪满洲国的《货币法》,掌握了伪满洲国通货、金融命脉的伪满洲中央银行发行了面额为100元、10元、5元、1元的纸     

我的父亲刘流和他的《烈火金钢》

<正>看了《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4期上《〈烈火金钢〉作者刘流和我》一文后,十分感慨,文中充满了作者对老战友——我的父亲无限怀念的革命情谊,作者对战火纷飞中的往事是那样记忆犹新,对我父亲的描写维妙维肖,我们看了觉得十分亲切,非常感动。     

第三届海峡两岸抗日战争史学术研讨会综述

在抗日战争胜利66周年暨九一八事变发生80周年之际,2011年9月21—24日,由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与中正文教基金会（台湾）联合举办的“第三届海峡两岸抗日战争史学术研讨会”在台北召开。开幕式由中正文教基金会（台湾）陈鹏仁董事长主持,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步平,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沈强,中国国民党党史馆主任邵铭煌,台湾“国史馆”馆长吕芳上等出席开幕式。来自大陆、台湾的学者100余人参加了研讨会。会议以“九一八事变与抗日战争”为主题,人选论文30余篇。这是“海峡两岸抗日战争史学术研讨会”首次在台湾地区举办,是海峡两岸学者互通学术信息,展示研究抗战历史成果的一次会议。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与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华政策的几个问题

2010年1月,历时三年完成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书正式向社会公布,引起了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共同研究报告书代表了中日两国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也基本反映了中日两国学界的研究现状,对加深两国学者在历史研究上的交流,以及在一些重大历史认识问题上接近或达成共识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报告书涉及的内容很多,其中关于九一八事变到卢沟桥事变时期日本对华政策的阐述,特别引起我的兴趣,下面即结合自己对中日报告书的解读,从日本对华认识的角度,谈一下个人意见。     

联合国欧洲办事处所藏国联调查团档案概述

2010年9月下旬,作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海外档案征集小组成员,我们前往瑞士日内瓦,征集有关国联李顿调查团档案资料。在三天时间里,我们一行四人在联合国欧洲办事处(UNOG)图书馆档案部查阅大量与国联李顿调查团及中日冲突相关的档案目录;扫描复制相关主题文件(以中文材料为主)1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