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村事件》后关玉衡及战友的命运

<正>就任抗日义勇军总指挥打通辽袭辽源威震敌伪9月20日凌晨,关玉衡和东北军宪兵副司令李香甫化装成绅士躲过日军的搜捕,徒步走到皇姑屯乘火车赴北平。24日8时,张学良在官邸接见关玉衡,笑容可鞠地对他说:"你还跑出来了!"关玉衡说:"对不起您,误了大事!"张学良安慰说:"60多个外交案件,你这是个小案件,没什么。"随后,委任关玉衡为帅府参议,月支500元,住在西单花园饭店内。"九·一八"事变不久,日本关东军下令通缉关     

被错杀的抗联军长祁致中

在东北抗日联军的指挥员中,有不少人先是自发的抗日义勇军的首领,后来成为共主堂领导的抗日联军的猛将。人称“祁老虎”的东北抗联第十一军创始人、军长祁致中,就是这样一位充满传奇的人物。     

湖南妇运先驱魏振立

1941年,我在长沙东乡鹿芝岭斐光高小读书,那时,日军已占领湘北,依据新墙河与国民党军对峙,形势危急。学校中有位女老师叫魏振立,中等身材,着装朴素,为人热情真诚,在师生中威信很高。她教我们唱《松花江上》、《歌八百壮士》、《长城谣》、《上起刺刀来》、《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歌曲,极受欢迎。农村学校设备简陋,只有一架小风琴,她把歌词抄在黑板上,先向学生讲解清楚,然后边弹风琴边教唱。她的嗓音清亮高亢,唱得严肃深沉,把爱国和对敌仇恨的激情点点滴滴地灌注在歌声中,给我们以强烈感染。我想,我这一生的爱国情结大约就是从这里启蒙的。     

陈登科的两件议案

呼吁恢复国歌歌词的议案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本是田汉先生1935年2月创作的电影剧本《风云儿女》的主题歌,由聂耳配曲后广为流传。其金石般的文字,号角式的旋律,激励着中华儿女,在抗日烽火的战场上,前仆后继,奋勇前进。到了1949年9月,在北平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上,由周恩来、徐悲鸿等人最早提议,并经由毛泽东等参与的讨论和研究中定为代国歌。虽然当时有人认为歌词中的一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不合时宜了,提出要修改,但绝大多数人不同意。与会的毛泽东也认为:我国人民经过艰苦的斗争,取得了伟大胜利,全中国也快…     

辽宁抗日义勇军兴起的原因研究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柳条湖一段铁路后,开始向驻守北大营的东北军第七旅和沈阳城发起专攻,第七旅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进行必要的还击后,仓皇的退走,关东军血洗北大营后,攻占沈阳城,五日内,关东军占领满铁和安奉铁路沿线的主要城镇,辽宁除辽西外,其他重要城镇均被日军占领,1931年11月份,日军调兵南下,向辽西辽南一带进攻,由于日军不断侵略,抗日义勇军也在各地不断兴起,与吉林省、黑龙江省的抗日义勇军相比,辽宁抗日义勇军兴起较早,斗争持续时间长。     

秩序的重建：抗战前期江南东路的民众武装、地方党组织与新四军

淞沪会战后,以无锡梅村为代表的江南东路地区经历了社会秩序从崩溃到重建,进而重构重塑的历史进程。其间本地民众、地方党组织及新四军正规部队先后于不同时段参与其中,交互扮演了各自相异的历史角色。民众最初依靠宗族、血缘等关系,借助保甲、团练等组织,以“自卫保家乡”为号召创建各类武装系统,走上“半军事化”道路。中国共产党上海地方党组织在东路沦陷近一年后进驻梅村,依托其组织优长、理论优势,以灵活的统战策略嵌入以民众武装为支柱的地方权势结构中,力图重构以“抗战”为主题的基层秩序框架。1939年5月,新四军第六团以“江南抗日义勇军”名义东进,在梅村与地方党组织相互配合,在共同作战中对地方武装展开正规化整训,强化基于“抗战共识”的地方新秩序。但限于敌后复杂的斗争形势,“江抗”在收编民众武装过程中未能妥善处理各种内外矛盾,被迫率领包括民众武装在内的所有部队仓促西撤。此举不仅破坏了作为沦陷区支柱的地方武装系统,还导致东路的秩序重建出现重大波折。     

日本“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考析

日本全面侵华后,由于战争规模扩大,导致兵源严重短缺。日本国内适龄移民被应征入伍,"满洲移民"的侵略计划受到严重影响。日本政府决定招募"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补充关东军兵源,确保日本侵略当局在东北的治安。青少年义勇军移民作为日本向中国东北"百万户移民"侵略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灾难,也对日本人民产生很大影响。     

冯雪峰忆1936年毛岸英兄弟赴苏经过

早些年,有人在文章中绘声绘色地写道：“张学良对董健吾说,‘最近李杜将军要到苏联去一趟,说是去考察,实际上是要把撤退到苏联的抗日义勇军重新组织起来,带回国内,借此机会,我想让李将军把你的三个孩子（注：指董健吾的一个孩子及岸英、岸青）带到苏联,你们看这么办是否妥当？’对张学良的安排,     

“义勇军进行曲”是怎样被选作国歌的

<正>一、《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1935年华北事变后,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剧作家田汉为躲避国民党当局的搜捕,被迫迁居到上海法租界。     

陕西抗日义勇军初探

缘起 今年是抗战胜利60周年,我到陕西日报社询问是否有关于“陕西抗日义勇军”的报道,答复是上级没有安排稿件,报社的同志更不知道有“陕西抗日义勇军”这回事情。我当时的心情难以言表。后来有一位老同志指点我到党史办查一查。在省党史办的资料室里,我查找到一位“陕西抗日义勇军”的老战士霍德元于1983年11月写给省委的信,那时,他听到我们党将要隆重庆祝抗战胜利40周年的消息,心情万分激动,觉得“陕西是抗日战争的基地和先锋”,“作为一名亲身经历”,有义务汇报“陕西抗日义勇军”的情况,他认为“这也是陕西的光荣历史”。顺着这位老人提供的线索,我到省图书馆翻阅了抗战初期西安发行的报纸以及一批陕西的方志、党史、史资料,几个月下来,总算没有白费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