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梁启超晚期的文化观

梁启超晚期的文化观,以《欧游心影录》的发表为主要标志,建立在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理论基础之上。他以资产阶级的哲学观点和方法去整理中国的传统文化,力图把中国的传统文化纳入资产阶级的文化体系,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他试图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生哲学去搭救破产的西方文明,却有抵制马克思主义新文化在中国传播的用心,其消极影响不容忽视。     

文物与法律

文物,用国际公约的法律术语来表达,叫做“文化财产”。文物与法律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在作为文物大国的中国,不仅从事文物和法律工作的专业人士知道这一点,而且许多在文物保护法上打擦边球或者公然违反法律从事文物犯罪或违法行为的另一类“专业人士”也知道这一点。对于此二类人士以外的其他所有非专业人士来说,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或许也会出现了解文物与法律之间关系的必要性,至少可以说,现代社会的每一个人与文物、法律接触的机会大大增加了。本文不打算对文物与法律的关系作全面介绍,而只是择取两个问题进行分析:第一个问题是文物保护与国际法之间的关系,另一个问题是文物保护与私人收藏之间的关系。     

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孙中山对新文化派的回应

五四运动以后孙中山反驳有人用世界主义反对其提倡民族主义,具体所指,外部渊源主要是英国的罗素、俄国的无政府主义克鲁泡特金和德国的社会主义马克思,内部则几乎涵盖国家主义以外新化阵营各个派系的代表,甚至包括一度倾向社会主义的国民党人如戴季陶等。世界主义自清末取代以天下观为主导的大同思想进入中国,由于“西方”在中国人的观念世界中地位日益上升,以及欧战宣告国家主义破产,世界主义在以西为尊的新青年中渐成流行趋势。经过与外力压迫下不断高涨的爱国情绪相融合,形成“世界的国家主义”或“世界主义的国家”观念,与改造后的民族主义虽有分歧,亦存在沟通的基础。随着民族危亡的日趋严重,越来越多的新化派重新回到民族国家的立场。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取舍,始终是困扰后发展国家的两难选择。     

共产国际代表与中国非基督教运动

爆发于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非基督教运动,是在俄共(布)与共产国际远东局、青年国际的直接指导下,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并领导,也包括国民党等组织成员参与的政治斗争。俄共及共产国际将不断发展的基督教及其事业,以及在中国青年中滋长的亲美思想,视为中国人走俄国革命道路的障碍,因此,发动非基督教运动旨在打击西方在华宗教势力,削弱西方影响,唤起中国青年的民族主义情绪,并且在青年中扩大共产党的影响。他们通过反对基督教会实现反帝目标的策略在实践中获得一定成效。但基督教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毕竟与东正教在俄国的情况有很多差别,共产国际代表以俄国革命反宗教斗争的经验,来影响中国的非基督教运动,不免有过左的倾向,而这种倾向直到红军长征结束之际才开始被纠正。     

从《海东札记》看清代前期台湾行政体系的一些特点

《海东札记》成书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作者是曾任台湾司马的朱景英。在其任内,朱景英游历遍台湾全境,延揽风物,将所见所闻辑录成八类四卷。因他曾扼守海东的缘故,固其将该书定名为《海东札记》。该书不仅记述详实,更可贵的是,作者能就风俗之易、流弊之革提出己见,为后来者留下了宝贵的参考资料。     

后殖民理论与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研究

大陆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的研究经历“文化侵略”、“文化交流”和“现代化”三大范式的转换之后急需建构新的研究范式。爱德华·萨义德等人提出的后殖民理论 ,特别对“东方主义”的批判为近代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解释框架 ,以重新审视传教运动对西方和中国社会的复杂影响及其与西方殖民主义权力体系之间的关系 ,向研究者展现了一个极为广阔的研究领域 ,因此应该成为今后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取向。     

重读斯大林民族（нация）定义——读书笔记之三：苏联多民族国家模式中的国家与民族（нация）

构建多民族的社会主义民族国家是列宁的建国思想;在建立各个民族国家的基础上实现苏维埃国际联盟是苏联建国的初始设计。斯大林模式主导的苏联中央集权体制不仅形成了各个民族无“国家”和联盟无“民族”的民族国家二元冲突结构,而且导致了苏联在反对民族主义的斗争中向沙俄帝国的回归,造成了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分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斯大林民族定义之科学意义的丧失或过时。错误的实践既包括错误理论的指导,也包括对正确理论的错误理解或背离。     

全球化与俄罗斯民族主义

世纪之交的全球化进程对苏联解体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使俄罗斯全面陷入深重的社会、政治危机,引发了强大的民族主义浪潮。俄罗斯民族主义是对全球化的回应与抗争,但在如何应对全球化挑战这一问题上,俄罗斯民族主义也处于内在的矛盾之中。     

中国哲学主体间相互关系思想发源初探

对中国哲学主体间相互关系的思考始于春秋,其所以如此有三方面原因：一是生产力大发展,宗法关系被打破,尤其是各国间的战争,为人们思考主体间的相互关系提供了重要物质条件;二是鬼神崇拜观念的淡化,个人自主空间的扩大,辩证思维的相对发展,为人们思考主体间的相互关系提供了重要精神条件;三是中国哲学家一开始就以“天人合一”、“物我两忘”、“身心统一”为最高价值追求,这为古代哲学家较早思考主体间相互关系准备了思维基础。     

笔谈“抗日战争与沦陷区研究”

2010年1月30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与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与历史学院联合举办的"抗日战争与沦陷区问题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哈尔滨师范大学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民国档案》编辑部、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河南大学《史学月刊》编辑部、安徽大学、河北师范大学、杭州师范大学、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等十多个高校和科研院所的40余位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与会学者围绕抗日战争与沦陷区问题研究中的民族主义话语、现代化理论、沦陷区民众生活实态、民众心理、研究方法、实证调查、影像资料、抗战社会史、社会文化史等主题展开讨论和交流。本组笔谈均选自此次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