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评论》的社员及其主要撰稿人

关于《独立评论》的社员曾有不同的说法,但都不确.综合各种资料可知,最初的社员是:胡适、丁文江、蒋廷黻、傅斯年、翁文灏、任鸿隽、陈衡哲、竹垚生、吴涛鸣、周炳琳、顾湛然;后补的社员是:吴景超、周诒春、张奚若、何廉、张忠绂、陈之迈、陈岱孙、顾一樵、陈受颐.而从各自的经历、职业和主张来看,《独立评论》的社员和主要撰稿人大都是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     

毛泽东与《论持久战》

1931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实行“不抵抗主义”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东北三省沦陷;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亚洲主义"意识形态的政策化

近代日本的“亚洲主义”并非一定以对抗欧美为根本目的,因而它与所谓的“协调主义”路线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对立。这意味着“亚洲主义”意识形态的政策化存在着可能性。尤其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它自下而上,由日本陆海军、外务省等各分支机构到最高首脑决策,经历了一个逐渐向外交国策渗透发展并最终讨论成型的复杂过程。可以说1933年斋藤内阁“五相会议”所制定的《外交方针》正是其政策化的典型表现。该方针将“协调主义”作为辅助手段,明确宣布今后日本的国策在于“实现帝国指导下日、满、华的提携共助”。这意味着“不放弃协调主义的亚洲主义政策”在当时已告形成。     

从贤哲会饮到饕餮盛宴——古希腊历史叙述中波斯宫廷宴饮场景的变迁

在主要通过公元2世纪作家雅典尼乌斯保留下来的主体史料中,波斯帝国宫廷宴饮往往被丑化为奢侈无度、淫荡粗俗、阴森可怖的饕餮之徒狂欢场面。近年来的亚述学、考古学相关前沿成果令人信服地揭示了这幅场景的非历史性。笔者认为,在公元前4世纪中叶之前的古希腊知识精英历史记忆中,波斯宫廷宴饮场景的原型是一种以希腊哲学家会饮为模板进行的正面理想化建构。在兴起于亚历山大东征前夕的东方主义世界观影响之下,后世希腊史家对波斯宫廷会饮的形象不断进行着丑化与道德批判,最终将之转化为塑造近现代西方殖民主义世界观的历史记忆元素。     

郑超麟：中国最后一个“托派”

郑超麟（1901—1998年）,福建漳平人。早年赴法勤工俭学,并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年春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次年正式入党。1924年回国后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负责编辑中央机关报《向导》、《布尔什维克》。他曾参加过五卅运动和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也曾出席中共五大,参加八七会议,是中共早期马克思主义宣传家、理论家。1929年与陈独秀等人一起转向托洛茨基主义,被开除出党,是托派重要领袖之一,曾担任中国托派中央委员兼托派中央宣传部长。     

论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迥异的自我实现观

在西方政治哲学界,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形成了鼎足而立的思想流派,他们在彼此的争论中形成了截然不同的自我实现观。自由主义以抽象、先验、自足、混沌的自我为逻辑起点,以伦理实体为自我实现的工具,以正义原则为自我实现的保障,实现终极的权利自我;社群主义以历史、构成性的自我为逻辑起点,以伦理实体为自我实现和人格完善的目的,以社群的共同善为自我实现的前提,实现至善的社会自我。二者各自都具有理论的局限性。     

创意与“变脸”：创意产业中民俗主义现象阐释

在今天,创意产业在各国迅猛发展,已成为国际竞争的一个重要领域。作为民族文化基层的民俗文化,在创意设计中往往承担着胚体的作用,民俗元素经过剪辑、重构,融入现代科技,从而形成类型多样、新颖独特的创意产品。对于这样一种民俗主义现象,民俗学界并未予以足够的关注。无疑,它不是日常生活本身,而是一种艺术加工,是民俗文化的一种“变脸”。但这种“变脸”并不是虚构,而是一种艺术真实,并且仍源自民俗文化本身,因而对于创意产业中的民俗主义现象,我们不能一味加以排斥,而要正视并进行相应研究。对于仍处于边缘地位的民俗学来说,这或许是其融入主流学术、发挥更大价值的一个重要发展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