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的反应

美国对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反应与它的南亚政策息息相关。从印巴分治直到中美和解前夕,美国的南亚政策始终有服务于全球冷战的两个目标：力促印巴和解以防止共产主义集团乘机介入;以一切可能的手段使印度放弃中立政策并加入到西方集团。中印边界冲突在美国政府的南亚政策渐入困境时发生,给了美国决策者以莫大的期望,他们企图以其所谓的天赐良机达至以上主要针对中国的冷战目标。然而,中国正确政策及出神入化的实践大大强化了美国在南亚地区既有的结构性困境,使肯尼迪政府利用中印冲突的图谋以失败而告终。     

对乌拉斯台口岸贸易及人民币流通情况的凋查

乌拉斯台口岸是昌吉州唯一的对蒙古国开放的陆路口岸,1992年6月15日,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成立口岸管理委员会,口岸设有海关、边检、国检、运管、公安边防派出所等管理检查机构,海关和国检为非常设机构,每次开关由乌鲁木齐海关和新疆出人境检验检疫局临时派出工作人员。1991年6月24日中蒙签署设关协议,1992年6月1日正式开关过货,口岸类型为国家一类陆路双边季节性口岸。截至2000年,乌拉斯台口岸建设由国家和经贸企业累计投资2100万元,现已建成联检办公等公用设施2500平方米,仓储设施2000平方米,货场25000平方米,年设计过货能力10万吨。目前口岸没有设置金融机构,贸易结算方式采用易货贸易,现钞结算,近年来以现钞结算为主,主要以人民币计价,人民币计价占贸易总额的95％。     

近代中国边界变迁与边疆问题（二）

（一）辛亥革命前后俄英策动的边疆“独立”（1）沙俄策动外蒙古“独立”日俄战争后,尤其是1907年第一次《日俄密约》后,沙俄加紧了在我蒙古地区的渗透和侵略活动。与此同时,清政府也利用开办“新政”的机遇,在边疆实施“新政”,力图改变边疆落后、守旧的社会经济文化,增强边疆防务。1909年底,清政府开始在外蒙地区实行“新政”,沙俄对此表示强烈反对,一方面,沙俄利用外交和军事压力迫使清政府停止已实施的新政措施,     

1962年：中印边境之战

中印边界全长约1700公里,习惯上分为东、中、西三段;东段边界从中、印、缅三国交界处至中国、印度、不丹三国交界处的底宛里,长约650公里;中段边界从西藏普兰县的中、印、尼三国交界处至西藏杞达县的6795高地,长约400公里;西段边界从西藏杞达县的6795高地至新疆的喀喇昆仑山口,长约650公里。     

崖壁上的敦煌：神奇的广西左江花山崖璧画

发源于广西西南部中越边境的左江,自西向东穿流于龙州、崇左、宁明、扶绥等县的崇山峻岭之中,滋润着两岸的青山沃土。左江两岸,群山绵延,奇峰耸峙,层峦叠翠,青山绿水,交相辉映,景色秀美。这条名小见经传的珠江上游的小支流,自古以来一直是骆越民族及其后裔壮族先民劳动耕耘、生息繁衍之地。先民们用自己的智慧和辛勤的劳动,开创了左江流域的早期文明,创造了辉煌灿烂、千古不朽的崖璧画艺术。     

碛口 九曲黄河第一镇

碛口,是黄河岸边的一个水旱转运码头,在山西省西部的临县。 黄河从甘肃经宁夏北上,到内蒙古临河境内折而向东,到了和林格尔的清水河又掉回头来向东赴海而去。从清水河到潼关,大约七百公里,黄河冲开秦晋高原,形成了切割深度达一二百米,宽只有三四百米的秦晋大峡谷。峡谷两边都是悬崖峭壁,几乎没有缺口。临县就在这个峡谷中段的东岸。秦晋大峡谷截断了陕西和山西之间的陆路交通。[编者按]     

现今中越关系——未来发展

中越双方在五六十年代曾经并肩作战,相互支持。进入二十一世纪,在新的时期,面对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中越两国都有责任与义务维护好,发展好两党、两国关系。     

区域视野下的明清川黔边界博弈——以"遵义调龙安"为中心

川黔两省在边界地区存在大量疆界错壤,加之边境地带的管辖权十分模糊,历来难治.明清时期鉴于时局的变化以及稳定地方政治的需要,朝廷对川黔两省交界地带重新勘定,明晰其边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雍正年间的"遵义调龙安"1."遵义调龙安"表面上看是简单的政区调整与两地归属权的变换,其本质则是中央与地方的权利博弈,是中央欲通过对地方政治空间的再塑造,从而达到维护川黔两省政治经济均衡及巩固西南边疆之目的.     

《乌尔那穆地籍》译注

《乌尔那穆地籍》原文是用苏美尔语楔形文字写成,最早记于乌尔第三王朝建立者乌尔那穆统治时期,目前发现的2件比较完整的版本都是古巴比伦王国时期的泥板复本,以及约11件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的石碑碎片。该文献主要记录了乌尔那穆统治时期,乌尔第三王朝地方行省的区域边界划分情况,是我们研究乌尔第三王朝行政区划、地理分布与社会经济生活的主要文献资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新疆锡伯族族群边界的多重性与民族认同

清代中叶,清朝政府平定准噶尔叛乱后,新疆伊犁地区边务空虚,锡伯人受清朝政府之命西迁至察布查尔屯垦戍边。锡伯人定居区域的地理边界,以及因为八旗制度而形成的社会边界,强化了新疆锡伯族作为边防军的族群身份和屯垦戍边所应具备的价值标准。20世纪上半叶,地理边界和社会边界相继瓦解后,有关屯垦戍边的历史记忆、对盛京老家的思念构成的原乡情感,以及纪念西迁的节日成为锡伯族延续族群身份和价值标准的手段。20世纪80年代后,维系新疆锡伯族族群边界的身份和价值标准不再明确,文化精英通过西迁节大型纪念活动等形式强化了边防军后裔的族群身份,提出以"西迁精神"为标志的价值标准,建构其新的族群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