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教警察职业倦怠与社会支持和应付压力方式的关系

采用整群抽样调查法对300名劳教警察进行的研究表明:(1)劳教警察在情感耗竭、疏离和职业效能感三个维度上得分都较高。(2)男女在疏离和职业效能感两个维度上有显著性差异;不同学历水平的警察在职业效能感上没有显著性差异;且已婚警察在效能感维度上得分显著小于未婚警察得分;不同工作年限的警察在情感耗竭和疏离上有显著性差异。(3)通过相关分析,发现社会支持度与职业倦怠中的情绪耗竭和疏离维度呈显著负相关,与效能感有显著正相关。(4)回归分析发现,应对压力方式和社会支持中的多个因子都对职业倦怠有预测作用。     

比较文学的接受学与传统的影响研究的差异探析

作为一种逐渐形成的新的研究范式,比较文学的接受学和传统影响研究相比既存在关联,更独具差异。二者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理论基础、研究角度以及研究方法三个方面。现代阐释学是接受学的基础,而实证主义则是影响研究的基础;接受学从文学接受者的角度进行研究,强调意义的新生性与创造性,而影响研究则局限于作家作品,重视意义的唯一性;接受学运用阐释学、接受美学中的一些方法进行分析,而影响研究则主要采用事实考证、排除美学性的方法进行研究。接受学的形成,不仅是对接受美学理论的拓展和深化,更是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丰富。     

从中西风筝艺术发展轨迹看中西文化传统的差异

风筝艺术在中西方经历了不同的发展轨迹。风筝在中国被看作是一种具有丰富精神内涵与艺术境界的民艺品物,它的普及伴随的是风筝与民间艺术、民间信仰的融合,而在西方则被视作是一种对大自然奥秘进行探索的物质力量,其普及是风筝与西方科学相结合的结果。这种社会功用上的不同使中西方风筝在艺术特色上也迥然有别。中西方不同的地域环境导致的哲学基础、思维方式及社会制度的不同,是中西方风筝发展轨迹和艺术特色产生差异的文化基础。     

从“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看中国美学的比德说

本文从“知者乐水,仁者乐山”为切入点,参考历代注解,剖析其内在涵义,深入探讨其中所包含的比德美学观及其对中国文学艺术的深远影响,并通过中西比较以揭示中国美学之独特意蕴。     

中西思维方式差异谈

思维方式是一个民族或同一区域的人们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思维定势,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人的思维方式渗透在各个领域,也许你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你观察事物和处理问题时,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反映出你的思维方式。比如美国学生做事习惯开门见山,但是日本学生却习惯客套：一个美国学生给日本学生写信,日本学生看到信没准就会马上生气,因为美国学生将自己的要求放在最前面,后面才写客套话。     

城市事件旅游活动的地域差异

城市事件旅游策划形式、类型、内容、强度等多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地域差异。城市规模大小、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化背景以及旅游竞争力因子等,会对事件旅游的发生、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     

马来西亚的华人穆斯林——兼论不同文明的共存

本文通过对马来西亚华人穆斯林的个案分析,认为不同的文明并不是影响民族关系发展的惟一障碍,民族冲突的背后往往有着更为深刻的政治和经济根源,无限夸大文明差异的冲击,对民族冲突实际起到火上加油的负面效应;应借鉴马来西亚的经验,积极促进彼此间的理解与合作。     

制度变迁下的中国区域旅游发展与差异研究

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期及对宏观环境敏感的中国旅游业,受制度结构与产业政策影响很大,完善的制度是保证旅游业持续发展的关键。本文分析了制度变迁下中国区域旅游发展与区域差异:我国旅游管理体制的变革是伴随着制度环境变迁而逐步演变,制度变迁是推动我国旅游业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在路径依赖规律的作用下,制度变迁是区域旅游差异产生并扩大的重要原因,但可以通过制度创新,促进区域旅游发展,缩小区域旅游差距。借助相关数据研究显示,制度变迁程度与我国旅游总收入以及与区域旅游外汇收入之间,有较显著的正相关性。     

论传统“和离”与现代协议离婚

作为婚姻关系解除方式之一的协议离婚,并不是一个新的制度,而是由古代法传承下来的,在古代以和离的形式出现。本文就和离、协议离婚制度的具体内容及实践作简要介绍,通过比较和离制度侧重保障男性权利,维护家族利益,而现代协议离婚制度注重个人感情,对财产进行形式上的分割,忽略了婚姻的结束在精神上对家庭子女的影响。就此点看来,和离从保护家庭、子女等方面对我国现行的协议离婚制度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中西宪法文化的差异比较研究

作为两种不同文化形态背景下的中国和西方宪法文化,存在着诸多差异,这种差异性决定了中国和西方两种文化视阈下对宪政理念的不同理解,影响了各自的宪政实践。此差异主要表现为：性恶与性善的人性预设、个人自由与国家集体至上的宪政理念、社会契约的＂契约政府＂与家国同构的＂父家长制＂、现代法传统与官僚法传统等的区别。西方的宪法文化促进了宪政的产生,而中国的宪政运动却缺乏支持宪法存在的文化氛围。因此,中国的宪政建设要取得成效,就离不开移植和培育宪法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