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换于：86个革命后代的“沂蒙母亲”

地处山东沂蒙山革命老区腹地的东辛庄,抗日战争初期罗荣桓、徐向前等八路军将领和中共山东分局首长经常住在这儿,是有名的抗日＂堡垒村＂。村中有家＂堡垒户＂的带头人王换于,为民族解放和革命事业作出了很多贡献,其中之一就是在抗战时期创办起战时托儿所,先后抚养了86个革命后代……峥嵘岁月中的＂沂蒙母亲＂和＂沂蒙精神＂,读之让人动容……     

吴宇森:人生没有100%的极致完美

正在华语影坛,吴宇森是一个标志性的人物。无论是《英雄本色》中周润发饰演的小马哥为兄弟情义赴汤蹈火,还是《碟中谍2》中汤姆·克鲁斯饰演的美国特工为正义披荆斩棘,都令观众难忘。吴宇森的电影经常被解读为"暴力美学"的典范,即使在枪林弹雨中依然有飞翔的白鸽,即使在黑社会的尔虞我诈中依然有兄弟义气的忠诚。对于"暴力中的优雅",吴宇森这样解释:"这些英雄人物的心里面有一份正义和关爱,有一种风度,这种风度来得比较优雅,所以他们做事不慌不忙,也会兼顾到别的人。"     

幽默的禅味

正人和人相处,需要多一点幽默感。幽默不是能言善道,幽默是风趣、机智。其实,古来的禅师没有一个不是幽默大师。禅,就是幽默;幽默,才有禅味。幽默是人际相处的润滑剂,是人间智慧的花朵,一句幽默的话语,妙用无穷。试举幽默的妙用如下:幽默可以展现机智。清朝名臣纪晓岚,才华横溢,文思敏捷,性格诙谐,经常语出惊人。纪晓岚中进士后当了侍读学士,     

东西

中国转换为“微笑外交”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蒙古。这是自2003年以来,中国国家主席时隔11年再次访问蒙古。继韩国之后,蒙古成为习近平上任以来第二个单独访问的国家。中国媒体连日来大幅报道了中蒙关系,在访问经济小国时如此大篇幅报道实属罕见。     

关于中日"自治传统"的比较分析

近代中日两国在实行地方自治前,都存在着一定的“自治传统。”这种传统在日本日村落共同体,在中国日宗族自治、乡绅自治。但是虽然同为“自治”,实际上有着很大差别。这种差别也可谓是导致两国实行近代地方自治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通过对中日“自治传统”在地方公选议会、地方公共财政的运营和地方公共团体法人化的过程中所起的不同作用进行比较分析,从而总结出中日“自治传统”具有的不同的特质。     

救援、革命、外交——华工联合会研究

华工联合会原名中华旅俄联合会,1917年由在俄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发起成立。成立以后,华工联合会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进入俄国的华工提供了大量帮助。1918年底,华工联合会转变为“无产主义者组织”,它积极对在俄华工进行革命宣传,建立起与中国境内革命组织之间的联系,促进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此外,华工联合会还促成中国政府与苏维埃俄国之间进行对话,在俄中两国的外交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依据大量史料,追溯了旅俄华工联合会在救援、革命和外交等方面做出的卓越贡献,对华工联合会这一以往较少引人注意的华侨组织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中日建筑民俗比较研究

日本的建筑,包括城池、庙宇和民居,都深受中国的影响,京都、奈良就是按古长安的模式建造的,连平城京宫的12道门,均取长安城门之名命之;特别是建筑风俗的理念,基本上是中国风水理论的演绎,五行四象布局被普遍认同。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由于工业社会的影响和西方文化的冲击,人们在接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同时,又企图以现代科学的方法加以实证,使这些传统变得更加理性和严谨。而中国的建筑民俗,一方面由于统治思想的打压,被视为“封建迷信”,潜流于乡间和底层社会;另一方面主流社会为适应政治经济和观光旅游的需要,变换形式加以炒作,使其功利目的更为彰显,双方都在按各自的套路发展。     

古代"守中治边"、"守在四夷"治边思想初探

“守中治边”与“守在四夷”,是古代大多数封建王朝治边思想的核心,也是制定各项边疆治策理论的基础。在封建统治者看来,“守中”之地与“四夷”之地之间有明确的划分;大多数封建王朝所追求的理想境界,是国家的腹心地区安定繁荣,在边陲地区实现“守在四夷”。本文对“守中治边”与“守在四夷”说法的由来、内涵及其产生的影响,做了初步阐述与分析。     

女娲岩画与古代“图画文字”

柿子滩遗址是距今大约一万二千年至八九千年中石器时期的重要遗址之一。它位于黄河中游山西吉县境内。在这里不仅发现了不少中石器时期经过初步打磨的石器工具和绳纹陶片,牛、羊、鹿、虎兽骨等遗物,而且还发现了一处画在巨大岩石上面的“女性岩画”和“狩猎图画”,为我们带来了中国古代图画文字已经正式产生的重要信息。     

中西文化的一次对话:清初传教士与《易经》研究

18世纪初期,在传教士内部发生的“礼仪之争”已经演化为清王朝和梵蒂冈所代表的欧洲礼仪文化之间的冲突。康熙为使入华传教士遵守“利玛窦规矩”,重新思考他的宗教政策和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安排法国来华耶稣会士白晋、傅圣泽等在清宫研读中国典籍《易经》,并就白晋等人的《易经》研究与传教士展开对话。这场文化对话,不仅揭示出“礼仪之争”发生后在来华耶稣会士内部出现的矛盾及白晋所代表的“索隐派”的文化倾向,也表现出康熙在“礼仪之争”中对待耶稣会传教士的策略以及对待西方文化与宗教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