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亚地区各国间近代贸易关系的形成及其特点

当东北亚地区被欧美列强强行拉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之时,该地区诸国之间的近代国际贸易活动并未随之同步出现。19世纪70年代之后,随着《中日修好条规》等一系列中日、日朝、中朝近代条约的签订,确立了东北亚地区各国之间近代国际关系,其近代国际贸易关系由此开始形成并表现出鲜明的特点。     

论抗战前期法国关于中国借道越南运输的政策

抗战前期(1937年7月-1940年6月),中国根据中法签订的有关条约向法国提出了借道越南运输战略物资的请求,但法国却无视条约规定,在对华借道问题上始终不敢明确承担其义务。具体来讲,法国的对华借道政策经历了禁运、变通、逆转三个演化阶段。之所以如此,一是法国自身利益的需要,二是奉行与英、美平行政策的产物,因而成为抗战时期西方列强对日绥靖的表现之一,制约和影响了中国抗战能力的发挥;但是,由于法国在借道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对中国抱有一定程度的同情,使中国过境越南的运输在实际上一直没有中断,这种“禁而不止”的政策特征又使其带有较强的有限援华色彩,在客观效果上对中国抗战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我国关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研究（1979—1998）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以下简称条约)自1939年8月23日签订之日起,就在国际政论界、史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60年来,史学界从未间断过对它的研究,似乎再没有哪项条约更能引起学们如此长久的兴趣。但由于意识形态、国家间关系等方面,东西方国家的学     

关于黑龙江省历史的几个问题(续)

我是河南省安阳市人。岳飞的家在相距只有20多里的汤阴县,我们是老乡。当我上小学的时候,就读《岳飞传》,书上描写金兵是野蛮人,到处杀人放火。学校教唱岳飞的《满江红》,其中“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词句,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我是全盘接受了这些思想的,对金人非常憎恨。近十多年来,接触金和宋的各种资料后,思想发生了变化,对原有认识有了新的思考。     

五十年代中期我国外交方针的转变

建国初期,中国确定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1950年2月又根据这一方针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应当承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是新中国唯一的、利大于弊的选择。正是因为“一边倒”,新中国得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承认,同时也收回了相当部分的苏联在华,特别是在东北的权益。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随着历史的推移,中国作为一个有独立主权的国家,也逐渐感觉到“一边倒”对中国内政外交的种种牵制和对经济文化的深刻影响,而不得不考虑并于五十年代中期改变了“一边倒”外交方针。     

晚清天主教会在内地的置产权述论

有学者认为,1860年的中法《北京条约》确立了天主教会在晚清"内地置产的特权"。其实,《北京条约》只是为法国"正式"向清政府索取内地置产权提供了藉口。而比《北京条约》诈欺性质更为恶劣的1865年"柏尔德密协议"和对中国土地管理主权严重削弱的1895年"施阿兰协议",才最终确立了天主教会在中国内地的置产权。     

清代广州十三行与法国经贸文化交流

正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停止其他海关与西方国家的外贸职能,只保留粤海关与西方国家的贸易职能,直至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广州成为西方国家海路进入中国的指定通道和贸易唯一场所,史称中西贸易"一口通商"时期。广州在此后的八十多年成为自海路而来的欧美国家进行中西贸易的唯一口岸,与法国进行了丰富的经贸与科技文化等领域的交流,成为中法关系的重要见证,也对两国社会经济、科技、文化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     

日俄战争前夕的俄国外交

<正>自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俄国痛定思痛,开始了一系列的国内改革,在失败中竭力吸取一切由巨大代价换来的深刻教训。在外交上,确立了外交要为俄国的强大服务,并为改革创造有利环境的中心思想。然而在"改正错误"与"重蹈覆辙"之间,往往是如此容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并非那么简单。在日俄战争前夕,由于两国政策的结构性矛盾使得战争终是难以避免,但使得俄国在短期内形势急转直下的众多因素中,外交无疑是其中之一。     

试论外国军舰驻华特权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以顾盛使华为中心

鸦片战争后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对军舰驻华特权制度给予了明确的规定。《虎门条约》是外国侵略者＂合法＂获取军舰驻华特权的开始。美、法等国通过《望厦条约》、《黄埔条约》使这一特权制度日趋完善。在攫取军舰驻泊权的过程中,美国人顾盛使外国军舰驻华特权条款扩展到几乎可以被人任意解释的地步,为日后列强军舰任意游弋中国内水埋下了祸根。通过第一批不平等条约,西方有约国家获得了军舰驻泊特权。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列强在这一问题上获得了较大突破,此后该制度逐步走向完善。     

“巨文岛事件”与英国东北亚政策

"甲申政变"之后,辅佐谁来保护朝鲜,是英国制定东北亚外交政策的焦点。朝鲜"背清亲俄"、日本不断挑战中朝宗藩关系、《天津条约》的撤兵造成朝鲜半岛即将出现政权、军事真空局面,导致中国在政治、军事两方面掌控朝鲜的力度空前薄弱,加剧了域内域外国家对朝鲜主导权的争夺。为了防止朝鲜半岛的动荡局势向着于己国不利的方向演变,维护在远东地区的战略格局,1885年3月,英国精心策划了一个"由中国保护朝鲜"和"有一打算"的外交计策,并于1885年4月在防御"英俄战争"的大义名分下,占领了巨文岛。由此,开始了近两年的辅佐"中国保护朝鲜"的外交活动,最后如愿获得了一个在中国宗主权掌控下的相对稳固的东北亚局势。可以说,巨文岛事件是在英国军事力量支持下,中英联手巩固东亚宗藩体制的外交事件,英国是这一事件的最大赢家,中国是最大的受益者。而英国高调渲染占领巨文岛的大义名分和辅佐"中国保护朝鲜"的真实用意,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反映了巨文岛事件的复杂性、多面性。1885年以后,在强化宗藩体制的过程中,以遏制日本和朝鲜进一步破坏中国宗主权为目的的英国外交活动发挥了关键作用,巨文岛事件是其中的重要历史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