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析30年前日本政府《关于尖阁诸岛所有权问题的基本见解》

从1972年3月8日日本佐藤政府外务省发表《关于尖阁诸岛所有权问题的基本见解》以来,至今已届满30年,它所炫耀的日本军国主义“新窃土论”,所实行的“窃土再占”政策。所推行的“舆图窃土”战略。一直未受到过应有的揭露和批判。本对日本外务省的《基本见解》作了深入细致的剖析。揭露了日本明治朝窃土的历史及吞琉灭国以后利用第一个《冲绳县图》潜藏窃土机谋以及利用混冒岛名行窃中国领土的卑劣形迹;具体列举了日本根据《马关条约》第二条窃踞“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必然包括钓鱼列屿(日窃名“尖阁诸岛”)的各种官方证据,有力地驳斥了日本诡称割让条款不包括钓鱼列屿的歪理谬论;揭露了日本外务省歪曲“和约”条款。假借“南西诸岛”之名掩盖日本政府曾一度忠实履行“放弃窃土”钓鱼列屿的历史真相;全面彻底地破解了日本制造的“南西诸岛”地理之谜,展现了日本国从“窃土”到“放弃窃土”及到“窃土再占”并全面推行“舆图窃土”战略的历史轨迹。     

论耶稣会士与国际法初入中国

国际法输入中国并非一个单向的过程，而是传统中国以天下观为中心的对外秩序与西方国家主导的近代世界秩序碰撞和消长的过程。明末清初，耶稣会传教士在其著述中介绍了欧洲法律，并将拉丁文国际法著作《法律及神作为立法者》译成中文，开启了国际法在华的星火传播。1689年，中俄签署《尼布楚条约》，是近代中国和外国之间的第一个条约。使西方国际法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运用。     

鸦片战后广州绅民反进城斗争新论

章将鸦片战争后广州绅民反进城斗争纳入近代资本主义产生，西方工业明有如疾风暴雨般摧毁世界各地的封建藩篱，整个世界由分散到整体的历史背景下重新审视。认为反进城斗争是中国官绅民对已被资本主义时代大潮冲开之沉重国门一次重新关闭的努力；是华夷有别之一元世界现在与近代开国思想冲撞转变进程中的惰性延续；是对国与国交往中的国际双(多)边条约制度的极度陌生与本能抵制；章得出结论：中国必须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     

梁诚、美国庚款退款与中国的图书馆

1900年，以美、英、法、德、俄、日等国为首的八国联军打败清廷，并于1901年与清廷签订了《辛丑条约》。条约规定，清朝政府向西方14国（其中包括未参战但在义和团运动中遭受损失的几个欧洲国家）支付战争赔款白银450，000，000两。由于战争爆发的1900年为中国庚子年，因此此项赔款被称作庚子赔款。赔款数额带有强烈的侮辱性，即以当时中国人口数量计，每人赔付一两。     

索额图与《中俄尼布楚条约》

公元1689年9月7日（清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清政府首席代表索额图与俄国全权大臣戈洛在尼布楚（今俄罗斯涅尔琴斯克）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这是中俄第一个界约，也是清政府与外国签订的第一个条约，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标志着清廷正式外交的开始，因而可以说索额图是满清的第一位正式外交官。     

甲午战争暨《马关条约》与中外条约关系的变化

中日甲午战争暨《马关条约》开启了中外条约关系的新阶段,是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重要转折点。西方列强通过鸦片战争在华建立了不平等条约关系,中国出现与朝贡关系并存的双重国际秩序格局。此后,这一双重格局被打破,朝贡关系完全被条约关系所取代。清政府并不自甘放弃独立主权地位,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尝试建立平等关系。这一趋向亦在甲午后被打断,中国成了东西列强共同压迫的对象,在更完整的意义上构建了不平等条约关系。甲午战争恰逢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过渡时期,条约关系因此有了新的发展,增添了体现这一变化的新特权内容。战争充分暴露出清政府的衰弱,以及列强无视中国的霸道行径,对条约关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既刺激了列强扩展在华权益的野心,又加深了这一不平等关系的危机。     

英印吞并锡金与中国政府的应对(1890-1950)

近代以来，英国、印度本着其争夺中亚细亚和印度洋地区的战略，企图吞并锡金，锡金问题由此产生。英国通过《中英藏印条约》竭力剥夺锡金在中国传统的政治地位，清政府被迫承认锡金变为英国“保护国”。同时，英国以分水岭为界竭力割占与锡金北面、东面毗邻的中国领土，取得锡金方向对中国的交通战略态势。尽管如此，锡金仍然保持与中国的传统联系，中国的西藏地方政府坚持传统边界线并按此修建道路里程碑，多次要求归还锡金；国民政府也曾计划通过废除《中英藏印条约》以收复锡金。印度独立后继承英国对南亚次大陆的战略，利用1949年至1950年中国局势的变化和远东格局的演变，分三步走吞并锡金。中国政府批评印度吞并锡金，但是一时无暇顾及。这样，锡金问题成为中印两国关系发展中的外交交涉问题。     

天基激光武器

美国总统布什日前宣布退出1972年签定的《反弹道导弹条约》，此举必将大大推动美国军方太空激光武器系统的研制，而这种天基激光武器系统正是里根时代“星球大战”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20世纪初美国与加拿大对尼亚加拉瀑布的开发与保护

19世纪末“电气革命”与水电技术的发展，使尼亚加拉瀑布成为美国与加拿大重要的电力来源。与此同时，工业化进程中瀑布水电开发的快速发展带来了经济与环境问题，引起两国的共同关注。围绕尼亚加拉瀑布的开发与保护问题，美国和加拿大两国都进行了治理改革。由于两国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在此问题上的侧重点也存在差异：美国关注尼亚加拉瀑布的景观保护，而加拿大呼吁由政府主导大瀑布的水力开发，反对私人垄断。围绕尼亚加拉瀑布的诸多社会运动，推动了美加两国政府调整其环境与资源政策，并最终促使两国就整个边界水域的管理进行合作谈判，促成了美国和加拿大《边界水域条约》的签订，同时有助于打破先前较为僵化的美加关系，为两国关系的回暖创造了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