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东与英中谈判

本文涉及了西藏现代史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为使中国接受一个类似于《西姆拉条约》那样的解决藏事的办法,逼迫北京政府与之重开谈判的情况2．五四运动、外蒙古问题和日本等国的插手对北京政府态度的转变的影响;3．英国本国政府与英属印度政府在如何分裂中国西藏的问题上出于各自利益的种种考虑和意见分歧,英国驻华公使馆的朱尔典、台克满、金等官员对当时西藏问题的不同看法;4．康藏冲突的演变及噶伦喇嘛、陈遐龄、马麒等人的作用。相关史料的欠缺,使目前国内对这一期间西藏历史的研究仍相对薄弱。本文大量引用了现存于英国伦敦东方与印度事务部资料档案馆的英文原始档案,有助于我国学者更深入地探讨西藏近现代史中的一些问题。文中有些错误的提法不妨碍木文的史料价值。     

翁同龢书学成就摭谈

翁同龢[1]祖籍江苏常熟,翁家家风清白,是当地的进士和仕宦家族,其父翁心存[2]和大哥翁同书[3]均进士及第。翁同龢少壮才名,24岁中元魁,从此跻身政坛,任学政,身膺同、光两朝帝师,筦钥刑、工、户部和国子监,权参政要,一步步擢为晚清重臣。翁同龢参与中俄交涉,收回伊犁;两次授予军机大臣,中法交涉,援越抗法;参与中日交涉,反对割让台湾。     

中法越南交涉时期中国的"瓯脱"筹议

中法越南交涉时期,随着边疆形势日益危迫,"瓯脱"古法逐渐受到中国朝野重视.自1882年起,曾纪泽屡向法方阐发"隔阂"理论,法国则顺水推舟,提出有名无实的"瓯脱"方案.法国方案虽遭中方驳斥,但因越南局势变化,旋为醇亲王等人所注重.李福协定签订前后,国内请设"瓯脱"之声渐起.至《中法新约》议订时期,清廷亦开始积极谋划"瓯脱".中法勘界前夕,清朝关于"瓯脱"的呼声更是空前高涨,然终因法方强烈反对而停息.这一时期的"瓯脱"筹议,深刻地反映出晚清国人利用传统思想资源挽救边疆危局的努力,其中亦足见清朝疆土观念走向近代的曲折.     

“九一三事件”后中蒙交涉始末

1971年,"九一三事件"突如其来,林彪出逃,摔死在蒙古境内。时任驻蒙特命全权大使许文益迎来了一场严峻挑战。在这特殊时期,如何圆满处理这一被蒙方误认为的"军事侵犯事件",同时坚决维护我国的安全与尊严,显得尤为重要。《"九一三事件"后中蒙交涉始末》一文,介绍了许文益积极应对、不辱使命的非凡经历,极具可读性。     

甲午战争前后日本构筑朝鲜电信网的军事行动与对外交涉

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在构筑朝鲜电信网过程中所采取的军事行动与外交交涉,是日本对中国军事和外交的关键环节之一,也是日本战胜中国的重要因素,更是甲午战争期间中日两国在朝鲜半岛势力消长的一个缩影。朝鲜电信通讯问题开始于19世纪80年代,日本的外交重点是获取日本与朝鲜半岛之间的电信通讯使用权。中日交战前后,则是以保障电信通讯联络的畅通为重点。日本通过外交交涉和武力威逼并进的方式,占有了中朝电信线并完成了军用电线的架设,在通讯联络上优势于中国。甲午战后,日本开始计划独占朝鲜电信所有权,虽然在列强的干涉下一度受挫,但最后还是通过与朝鲜交涉,控制了朝鲜半岛境内的电信通讯。     

关于中英思想政治教育的比较分析

国外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对我国的经验借鉴有着重要意义。以英国作为比较对象,在发现英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的基础上,通过横向比较中英两国思想政治教育在教育主体、目标、方法途径各部分的共同点与不同点,找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尚且存在的一些问题,运用相关知识体系分析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在主客体平等地互动、目标层次化和隐性教育方面由英国带来的启发,以期增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渗透性和有效性。     

英日间就华北走私问题的相关交涉情形(1936.4-1936.5)

1936年前后,在日本暗中支持之下,华北地区走私活动泛滥,不仅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致使中国的关税收入锐减,也严重侵害了英国在华经济利益.在中国政府的要求下,英国与日本就此问题进行了交涉.以下一组外交函电①反映了英日之间就此问题进行交涉的状况,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日本对华政策及英国对日本侵华所持态度.     

张作霖父子与“满蒙铁路悬案交涉”

所谓“满蒙铁路悬案交涉”,是指日本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完成“经营满洲”扩大铁路权限同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就满蒙铁路权益问题所进行的有关路权外交。关于“满蒙铁路悬案”的交涉,一直贯穿于张氏父子主政东北的始终,在张氏父子对日关系中占有重要的一页。探究张氏父子与“满     

耆英与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中俄交涉

由于清廷没能利用两次鸦片战争之间的难得间隙,变革传统的"天朝体制",以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清廷总体上仍被迫将自己的外交操作原则定位为"妥协",并重新起用妥协有法的耆英,与桂良、花沙纳等共同主持天津的外交交涉.然而,随着社会的缓慢发展,此时清廷外交在操作层面上也出现了一些细微的变化,部分官员开始反对纯粹妥协,主张"寓抗争于妥协".基于此,结合当时列强之间的矛盾状况,清廷将天津外交具体操作的方略确定为"妥协"之外,辅之"以夷制夷",即"以俄、美夷制英、法夷"的手段,利用俄国(美国)出面"调停",希图借外力进行有限的外交抗争.耆英遵奉清廷既定的外交策略,通过俄罗斯馆的大司祭巴拉第,与俄国使团顺利建立了联系,并于天津举行会谈.为了取得俄国"调停"的承诺,耆英轻率答应提前签订不平等的中俄<天津条约>.不过,由于广州的"档案事件",英、法在天津不肯与耆英合作,耆英只好回避,以致获罪、自尽.耆英从复出,到参与中俄交涉,再到获罪的历程,既昭示着晚清弱势外交的不可为,又预示着晚清弱势外交的可为.     

辽金与高丽的"保州"交涉

辽圣宗以高丽称臣纳贡以及与宋断绝外交关系为条件,将"鸭绿江东数百里地"赐给高丽,高丽在其地建"六城"等.后来,因为高丽没有遵守自己的承诺,辽朝又出兵收取江东六城,并在辽朝控制的鸭绿江东南岸修筑"保州"(今朝鲜平安北道义州),作为进攻和控制高丽的军事重镇.战后,高丽屡次请求毁弃保州并进一步请求"收回"保州,辽朝始终未允.金朝建立以后,高丽仍请求"收回"保州,后经双方反复交涉,金朝仍以高丽称臣为条件,将"保州"之地赐给高丽.从辽、金与高丽的"保州"交涉中可以看出,辽、金注重"仁义"外交,在土地和名分的问题上,更加重视名分;高丽注重"智者"外交,在土地和名分的问题上,更加重视土地等实际利益,并最终获得了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