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后大借款”的恶债典型析

近代中国外债史上反动政府举借的大量恶债中,1913年4月袁世凯政府与五国银行团签订的“善后大借款”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例。它是袁世凯急欲得到国际帝国主义支持以加强反动统治的需要,又是帝国主义列强通过政治借款进一步控制中国的图谋。它是帝国主义侵略掠夺中国的又一罪恶记载,又是袁世凯出卖国家权益的历史见证。它既在局部上使中国丧失了主权,也在整体上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严重危害。本文通过对“善后借款”成因、交涉过程、合同内容、用途与影响的剖析,揭示这一恶债的典型性。     

《成都概览》（2011年版）出版发行

中英双语版《成都概览》被世界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先生誉为“给成都和世界人民献上的一份厚礼”。该书由成都市地方志办公室负责编纂，一年一本。其定位为“世界了解成都的权威资料，方志服务公众的快捷媒介”。     

端方与东沙岛交涉——兼补《西沙岛东沙岛成案汇编》之不足

光绪三十三年,东沙岛被日本商人西泽吉次占据。清朝外务部电令两江总督端方与两广总督张人骏调查。文章依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端方档案,考证清廷对东沙岛的调查取证情况,分析交涉期间中央与地方对东沙岛的认识,并介绍端方在交涉中的作用。同时,勘正《西沙岛东沙岛成案汇编》一书的个别错误。     

试析50年代日本对印度尼西亚的赔偿外交及其影响

在旧金山体制下,日本对印度尼西亚实施的赔偿外交经历两个阶段,以最典型的方法、最具象征性的方式达成妥协,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印度尼西亚处于冷战时期大国利益的交汇地区而成为两大阵营争夺的对象,对该地区的国际政治秩序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冷战与反殖民主义、民族主义潮流相互交错的形势下,日本战争赔偿交涉直接与印尼的政治秩序变化休戚相关。日本通过赔偿外交加强与印尼的政治经济关系,充当了美国构建冷战防线的一翼,达到了经济扩张和扩大外交自主权的战略目的。     

英美就卢沟桥事变进行的协调交涉(1937.7.12—1937.8.6)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英国因其自身在远东实力不足,迫切希望与美国采取联合外交行动,抑制日本。美国在远东利益较少,且受国内孤立主义影响,只同意英美各自对日采取平行的外交行动。以下一组外交函电①反映了中日战争爆发初期英美不同政策、立场以及英国在中国、日本之间交涉的大致情况。     

1943年中英缔结新约的国际背景

１９４３年中英新约的签订,虽然没有使中国结束不平等条约的历史,但它是中国打破百年来不平等条约体系的重要转折。本文主要考察了中英新约签订的国际背景,指出新约的签订主要是二战期间英、美两个西方大国远东和全球战略交互作用的产物,是英、美推行其远东和全球战略的政治工具;但另一方面,新约的签订,与日本的压力,特别是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日斗争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也有内在的关系     

日本修改条约交涉与何如璋的条约认识

19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以“实现关税自主”与“收回治外法权”为目标的日本修改条约交涉的经验,经由当时驻日的晚清第一任出使日本大臣何如璋介绍到中国及当时中国的藩属国朝鲜,成为剖析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以及朝鲜开港并与西方各国订立条约的重要参照系。虽然何如璋最终没能促成清政府像日本一样着手进行改约交涉,但是,他将中国的不平等条约问题明确定位在协定关税和治外法权两大关键性条款,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同时,何如璋以日本改约交涉为模式的订约策略,对于当时朝鲜与日本的关税交涉以及《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的订立,均产生了重大影响。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中英广梅铁路借款交涉

1937年1月初起,中英之间就广梅铁路借款进行了半年左右的谈判交涉,在中国的坚持和英方的努力下,英国突破了新四国银行团关于对华借款问题的限制,得以单独对华贷款,但在中国把中央银行改组为中央准备银行和提供盐余担保等问题上,双方一度僵持。全面抗战爆发后,中英双方均以更积极的态度推进谈判,对借款基本条件互相做出妥协,最终在7月30日签订了借款合同。广梅铁路借款虽因中日战事扩大未能在伦敦公开发行,但有关谈判交涉促进了战时中英财经合作的步伐。     

中英美关于盟军中国战区统辖范围的交涉(1942—1945)

1942年初,对日作战各盟国经过协商,成立统辖中国、泰国和越南的盟军中国战区。1943年秋,英国主导成立盟军东南亚战区,并试图“侵蚀”盟军中国战区的统辖区域。其后,围绕盟军中国战区的统辖范围,中英美三国断续交涉近两年。在此期间,除军事方面的考虑外,中英两国还非常重视维护和加强各自在泰国和越南的影响力。与中英两国不同,美国着重考虑中国战区统辖范围调整对军事方面的影响。日本投降前后,在美国的调停下,中国被迫将泰国和越南南部划出盟军中国战区。中、英、美三国之间的交涉,不仅改变了盟军中国战区的统辖范围,而且对盟国战后受降也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