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新疆对苏(俄)政策的基本方针

本对1911-1949年间的新疆与苏(俄)关系做了较全面的概述,认为近代新疆历任主政都十分重视和苏(俄)的关系,采取了请中央政府派员处理交涉事务、在中亚设置领事馆维护权益、积极发展经贸往来等政策,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上,保持和发展对苏(俄)友好的基本方针没有改变。     

抗日战争前期蒋介石对日议和问题再探讨

本文着重探讨蒋介石在抗战前期对日议和的立场,认为：日本在以亡华为总战略的全面侵华战争中进行政治诱降,蒋介石对日议和具有两重性,既有运用策略进行外交周旋的一面．又有为摆脱军事失利困境而谋求妥协苟安的一面,两者相互渗透。文章揭示1938—1940年三次“和平交涉”,蒋介石及其代理人许诺日本向伪满“派公使或大使”;同意签订“讨共”密约;承认接受日本顾问、共同开发资源“都是好事情”。这些事实证明,蒋介石以民族大义所不容的重大退让谋求妥协,是军事上严重失利后政治上的动摇。同时,也指出其拒绝“汪蒋合流”正确立场方面。文章论证了近些年某些论点肯定蒋介石以“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为条件对日妥协为“恰当”、“有基本原则”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中日“广田三原则”交涉中的国民政府的外交策略

中日“广田三原则”交涉是1935年10月至1936年12月中日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这一交涉过程时起波澜,给木来已经卜分紧张的中日关系凭添不少剑拔弩张的气氛。关于这一交涉过程中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较全面的有梁敬heng先生《广田三原则》、《华北自治运动》两及齐福霖先生的《“广田三原则”与国民政府的对策》一。     

国际法院的中国院长——史久镛

77岁,对一般人来讲,已经是颐养天年的年龄,而史久镛在这个年龄却步入了自己事业的黄金时期。今年2月6日,他当选为新一任国际法院院长,并成为国际法院第一位中国籍的院长。时任中国外交部部长的唐家璇专门发去贺信,称他的当选不仅是个人的成功,而且是整个中华民族的骄傲。荷兰海牙,国际法院,国际法和大法官这些昔日只有法律专业人士才谈论的关键词,开始在史久镛的光环下逐渐放大,而成为寻常百姓津津乐道的话题。     

沪案交涉、五卅运动与一九二五年的执政府

五卅事件之所以引发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与执政府的政治、外交策略运用密不可分。此前 ,执政府面临严重的政治危机 ,而五卅事件的爆发让形势有了转机。执政府在沪案初期交涉中有意识地利用民众运动 ,迫使外人让步 ,并挟民意对抗强势军人 ,以便保持其地位。交涉移京后 ,则将重点转向单独对英策略的执行 ,以实力支持反英运动的展开。当列强在关税会议问题上做出让步后 ,执政府便开始对民众运动进行严厉的抑止。五卅运动实际上成了执政府运用的一种政治工具。     

北洋政府维护和收复中东路主权的交涉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协约国出兵西伯利亚干涉俄国革命 ,日本、美国等列强乘机扩大在中国东北和西伯利亚的势力。这种形势既对中国国家主权和边疆稳定造成严重威胁 ,也为中国维护主权和收回权益提供了机会。北洋政府利用各种有利条件 ,实施维护中东路主权的方针。采取有效措施 ,阻止了日本武力夺取中东路的企图 ,驱逐帝俄中东铁路督办霍尔瓦特 ,收回了护路权和路区主权。经过交涉 ,最终解决了路区主权问题。     

宋子文与战时西藏问题交涉

英国出于其殖民利益的需要,意欲染指西藏,作为缓冲地带.因而中英在西藏问题上的冲突不可避免.如何既能维护中国在西藏的主权,又能协调战时中英关系,防止中英关系恶化,成为摆在宋子文面前的一个棘手问题.在康印公路交涉中,宋子文为保障我国国际交通线的畅通殚精竭虑.在一九四三年西藏危机交涉中,宋子文凭借其出色的人格魅力和高超的外交才智,纵横捭阖,成功地维护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     

1906年“南昌教案”研究

1906年的南昌教案是义和团之後的第一大案,在中国教案史上也有其特殊性。不仅因为有九名外国人被害,多处教堂、学堂及教民房屋被抢掠焚毁,结案时除惩凶、赔款,还处分了包括江西巡抚与两司在内的十多名官员;更因为前此教案皆民教相仇或者教与教仇,而朝廷命官（南昌县知县江召棠）在教堂身受重伤、随即死亡之事,“实为我国自有教案以来所未见”。以往的研究简单定性为帝国主义侵略,但真正起因却是地方大员玩法徇私,事发後又竭力欺上瞒下、弥缝推诿,不仅使南昌县令江召棠在列强与上司间两头为难,被迫走上绝路;更让清政府在外交谈判中处处被动,国侮权丧。     

全面抗战时期中英修筑滇缅铁路交涉

修建滇缅铁路是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贯通西南国际运输通道战略决策和行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修筑滇缅铁路需要将云南境内的铁路与英属缅甸的铁路贯通,所以自滇缅铁路计划酝酿伊始,国民政府就与英国政府进行接触。英国政府为防范中国介入其缅甸殖民地,加之经济上不能得利,起初对中国的试探反应冷淡。在国民政府就滇缅铁路计划正式提出交涉前后,由于英日矛盾日趋紧张,出于遏制日本的战略需要,英国政府态度发生转变,决定支持中方的请求,主动出资修筑缅段铁路。然而,英国仍不忘为自身攫取利益,乘机在长期悬而未决的中缅南段未定界上索要筹码,并将其作为支持中国的先决条件。从维护抗战大局整体利益出发,处于弱势的国民政府被迫妥协,以牺牲部分中国领土的代价,换取英国对滇缅铁路的支持。在与中方达成合作协议后,英国出于改善对华关系及协同抵抗日本侵略的目的,克服困难,精心组织缅段铁路的施工,并坚持到缅甸陷落的最后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