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尔塔协定、中苏条约与重庆谈判

雅尔塔协定、中苏条约与重庆谈判之间具有相当密切和直接的关系.当时,美苏通过雅尔塔协定和中苏条约,所协调和确立起来的两国共同支持国民党而不支持中共的对华政策,对战后国共重庆谈判的举行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商定,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发挥了主要作用.但到关键时刻在关键问题上,美苏的影响和作用又是相当有限的.我们对此必须要有辩证的清醒的认识.     

"中国社会史论战"对于唯物史观的传播

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是大革命失败后人们思考中国往何处去和人们应该怎么办这些问题造成的,其兴起的学术原因完全是共产国际关于中国社会不同看法的交锋在中国的反响。论战中唯物史观的经典作被大量翻译过来并被许多学争相引用,马克思社会形态学说受到了广泛注意。那时的论战对待唯物史观的态度并非完全赶时髦或纯粹是党派之争,事实上确有一些学对待西方的社会学说和论战中出现的观点,保持着学的风范,即对于理论和学术的批判态度。     

国际反修斗争和“灰皮书”

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中共中央发动了一场针对苏共的世界范围的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声势浩大,全球瞩目。为了配合这场国际反修斗争,特别是中苏大论战的需要,根据中宣部的指示,在中央编译局等有关单位的共同合作和配合下,由人民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世界知识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四家出版单位组织翻译出版了一批所谓新老修正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著作,作为“反面材料”,封面一律用灰色纸,不作任何装饰,大家习惯上就称为“灰皮书”。     

在苏联核手术的阴影中（中）

中苏论战是由中苏两党裂隙的加深而逐渐展开的。1960年6月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苏共策划的对中共的突然袭击,接着在莫斯科26国党的起草委员会上与中共的交锋,以及在十月革命43周年纪念活动中和中共的冲突等,对中苏公开论战作了有力的铺垫。     

《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协定》签订和终止事略

1950年3月27日,《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协定》在莫斯科签订。此协定的签订,经历了艰辛、曲折的过程。由于种种原因,1955年1月1日起,结束了中苏石油股份公司业务活动,将公司业务管理及属于公司的全部财产,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燃料工业部新疆石油公司。     

60年代中苏两党关系是如何中断的

1963年、1964年中苏大论战期间,苏共在连篇累牍地公开发表反华文章、掀起大论战的同时,也通过信函一次次向中共提出停止公开论战、召开国际会议的建议。对于苏联反华行动,中共进行了还击,同时也试图寻找机会谋求团结。但苏共的一些做法使中苏间的分歧进一步扩大。1965年3月,苏共纠集19个共产党、工人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中共拒绝参加。这次会议是“一个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极其严重的步骤”,     

中西文化论战--胡适最后的关注

1961年底,台湾发生了一场中西文化论战。一方以李敖等人为代表,主张“我们面对西方现代文化,就好像面对一个美人,你若想占有她,她的优点和缺点就得一块儿占有。”另一方以胡秋原等人为代表,主张人们不可在“复古”、“西化”中选其一,“因复古只足以促成洋化,而洋化无论西洋化、北洋化,到最后都是亡国。”开始双方都以《文星》杂志为阵地。《文星》创刊于1957年11月5日,是一份标榜“生活的、文学的、艺术的”综合性月刊,到第25期将其宗旨改为“思想的、生活的、艺术的”。由于1961年10月、11月、12月三期连续刊登了居浩然的《徐复观的故事》…     

《苏蒙互助议定书》与中日苏外交博弈

九一八事变后,日苏双方在外蒙边境的冲突愈发激烈。苏联基于对日本侵略行为危害性和严重性的过高估计,不断加强对外蒙的援助力度,擅自与外蒙当局签署《苏蒙互助议定书》。为因应变局,国民政府一方面在依据中苏间相关条约向苏联抗议的同时,继续发展中苏关系;另一方面,又利用日苏冲突激化,向日本提出对苏军事协定,以调整中日关系。然而,限于在东亚国际格局中的弱势地位,国民政府无从实现其外交谋略。日本出于加强对苏战备、探明中苏关系的目的,不断对中国施压,反而使中日关系愈发紧张。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国民政府唯有选择与苏合作。东亚国际局势的变动,使得国民政府冀图中立于日苏冲突的设想,毫无实现的空间。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谈判与1932-1937年的中苏关系

中苏均视日本为远东地区的主要威胁,将对日政策置于各自远东外交政策的首位,因此在两国谈判中优先处理中日关系与苏日关系,结果导致中苏谈判断断续续地进行了5年.1937年7月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为了与苏联合作抵抗日本,中国做出妥协,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简言之,中苏各自的对日政策,极大程度上决定了两国互不侵犯条约谈判和两国关系发展的走向.     

1945年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外蒙古疆界问题

苏联为扩张其战后远东地区的势力范围,在《雅尔塔密约》中要求外蒙古独立.于是,中苏两国在1945年进行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中,外蒙古问题成为一个焦点.这一问题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外蒙古独立问题,二是外蒙古疆界问题.但是,既往研究对外蒙古疆界问题的重视不够.其实,国民政府不仅在波茨坦会议期间,重提外蒙古疆界问题,而且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缔结过程中也对这一问题高度重视、处心积虑,使这一问题不仅在中苏谈判中为保护中方权益发挥筹码作用,而且在条约换文的规定中还为未来的疆界谈判留了余地.这一问题给国民政府与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以及后来的彼此疆界纠纷带来了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