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破裂背景下的中国和民主德国关系(1964～1966年)

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中苏走向分裂,中国与大多数东欧国家的关系也随之波动。其中,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民主德国)的关系恶化尤为严重。然而从1963年年底开始,出于现实外交利益的考量,民主德国调整了其对华政策。不久后,中共中央也正式做出了争取民主德国、分化德苏关系的决策。此后中国和民主德国在一系列领域进行了合作,是中国和东欧各国关系发展得最好的国家之一。在中苏关系继续恶化、德苏关系缓和的情况下,中德关系仍可维持,一旦双方公开的意识形态斗争压倒了对国家关系发展的考量,双方关系也难以维系。     

《内部未定稿》漫忆

我1964年在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报考本校国际政治系研究生被录取。后来没有读成研究生,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宣传部。持证报到后才知道,是到中宣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共同主办的《内部未定稿》工作,行政编制在红旗杂志社。对内对外都称《红旗》八组,因为先前《红旗》杂志编辑部已经设有哲学、政治、     

中苏同盟建立的曲折历程

毛泽东和斯大林最初都没想把对方作为盟友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是战后苏联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延续,而苏共对中共的立场,又是战后苏联对华政策的组成部分。就夺取全国政权而言,中共胜利的起点在抗日战争的末期,那时,中国是一个苏联与之接壤却无法纳入其势力范围的大国。在战争期间(特别     

走向跨学科之路——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方法论意义

历史学转向社会科学寻求认知工具和研究技术,与社会科学整合是实现现代转型的一条基本途径。发生于1927—1937年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是这一过程中的重要一环。论战对史学社会科学化的促动集中体现在上古史和经济史两个领域。上古史主要应用了人类学、社会学的方法,经济史则跨越了经济学、社会学、统计学等门类。论战促成了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大面积结合,丰富和刷新了史学研究的方法,契合了现代史学发展的潮流。     

1952年《中苏橡胶协定》与20世纪50年代的云南农垦

1952年9月15日,中苏两国在莫斯科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植胶、割胶、制胶及售与苏联橡胶的协定》。该协定在扩大中国橡胶生产、派遣苏联专家到中国担任顾问、贷款和还款、售与苏联橡胶、移民云南等方面对20世纪50年代云南农垦系统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崇祯帝支持平民与科学家的天文历法论战

明朝崇祯年间,京师满城县民间出了一个天文爱好者,名叫魏文魁。此人以一介平民,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不顾生计也无意科举,长期在家乡研究天文,先后完成了《历元》和《历测》两部天文学著作。之后他从满城赶往北京,与时任礼部侍郎的国家级顶尖科学家徐光启叫板,     

历史的宿命与怨念——沈志华谈朝鲜战争

近年来,朝鲜屡次宣布不承认《朝鲜停战协定》,而今年正是朝鲜战争停战60年,历史学家沈志华出版过《朝鲜战争揭秘》《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等著作,对朝鲜战争素有研究,在这里,他回顾和梳理60年前的那场战争,起因过程解决影响,以及其中的大人物与小人物     

唯物史观与民国时期傅衣凌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在社会史论战影响下,傅衣凌确立了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基本问题意识。此后十余年,唯物史观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普遍规律,始终是傅衣凌分析中国社会历史的重要工具,但他不再像社会史论战者那样“为公式牺牲材料”,而是开始尝试处理规律的普遍性与中国历史特殊性之间的关系;同时,他也不再“把方法当结论”,用理论方法来代替历史研究,而是将宏大的理论问题具体化,通过具体、细化的实证研究,来验证理论的真确与否。傅衣凌的这些特点,反映了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整体性转变。     

五十年代中期我国外交方针的转变

建国初期,中国确定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1950年2月又根据这一方针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应当承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是新中国唯一的、利大于弊的选择。正是因为“一边倒”,新中国得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承认,同时也收回了相当部分的苏联在华,特别是在东北的权益。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随着历史的推移,中国作为一个有独立主权的国家,也逐渐感觉到“一边倒”对中国内政外交的种种牵制和对经济文化的深刻影响,而不得不考虑并于五十年代中期改变了“一边倒”外交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