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中苏(俄)边界谈判

我大学毕业后到了外交部工作。其间,我曾参加自1964年到1988年中苏边界谈判的全过程。1995年至1999年,我出任驻俄罗斯联邦大使期间,也曾参与中俄间包括边界问题的各种谈判。可以说,在当代中俄边界谈判问题上,我既是谈判亲历者,又是两国关系演变的见证人。     

战与和的变奏——重庆谈判至政协会议期间的中国时局演变

重庆谈判至政协会议期间的中国时局演变,反映出战后中国面临的最重要问题,即战争还是和平,这是国人关注的主题。也是各种政治力量争执的焦点。国共两党虽然经过重庆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但由于并未解决军队和地盘这两个根本问题,因此仍然因为实际利益之争而发生了大规模武装冲突。其后,由于军事较量的相持,更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国共实现了停战,并召开政协,讨论战后中国问题。但是国共停战的实现,缺少真正的内在动因。因此,在外部压力下实现的停战,其延续的环境十分脆弱。国共两党最终仍回复于战争,某些暂时的妥协只能是一时的“迂回”。并不妨碍双方实现其基本方针的决心与努力。在这样的形势下,所谓战与和的变奏,和不过是插曲。战才是主旋律。     

60年代美国对中苏冲突事件的观念演变及其对华政策

20世纪 5 0年代 ,美国一心想分化中苏同盟 ,争取中国脱离苏联 ,学术界对此早有研究 ,但 6 0年代 ,当中苏分裂真正发生后 ,美国却逐步改变了对这一事件的看法 ,这是被史学家们忽视的问题 ,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对中苏分裂事件的观念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肯尼迪政府执政之初曾短暂地认为 ,美国争取中国脱离苏联符合自己的利益 ,并于 1 96 2年底提出过所谓对中国“微开门”的方针。但进入 1 96 3年后 ,美国决策者开始挑选自己的“头号敌人” ,最终他们错误地选择了中国充当这一角色。 6 0年代美国民主党政府之所以未能跨出对华政策的关键一步与其对中国的偏见是分不开的。     

1964年罗共调停中苏关系始末（一）

1963年、1964年中苏两党论战期间,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担心中苏关系破裂,进而影响整个共产主义运动,曾居中调停,劝说中苏停止论战。罗马尼亚共产党就是其中之一。1964年3月,罗党派团来华调停,希望中苏停止论战。中罗两党进行了多次会谈。会谈期间,中国共产党为了表示对罗党的尊重,     

胡适为什么挨了40年的骂

胡适去世后,世人给他镌刻的碑文是:"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1950年中苏缔结新约内幕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率领代表团访问苏联,经过艰苦的努力,终于在1950年2月14日签订了新约《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代替1945年8月14日苏联与中华民国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并于同年4月11日起生效,有效期30年。自此,所有在雅尔塔秘密协定中,让中国人感到屈辱的不平等协定,都废除了。     

《20世纪中日俄(苏)三国关系史研究》

20世纪中日俄三国关系史不仅是东北亚国际关系史中的核心内容,而且也是世界历史的重要内容。本书既介绍了日俄共同侵略中国的"两强凌一弱"格局,又有中苏联合抗日的史实;既有双边的敌友转换     

苏联专家与新疆综合科学考察

1956～1960年,在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领导下,中国开展了第一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这次考察以查明新疆自然条件与资源情况,提出新疆生产力发展与布局方案为目的。这项考察不仅是《十二年科学技术远景规划》的重要任务之一,而且也是中苏科学技术合作的项目。从1957年开始,苏联陆续派遣专家组参与了考察工作。苏联专家在新疆考察中承担了重要任务,也做了大量工作,不仅指导了考察工作的顺利进行,还举办了一系列学术讲座,帮助中国培养了一批科研人才,并将他们的野外考察经验无私地传授给中国同行。在考察中,苏联专家们还有针对性地提出意见和建议,与中国同志开展学术交流活动。总之,虽然因中苏关系的破裂,使苏联专家未能参加最后的总结工作,但苏联专家仍为考察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     

中苏结盟与民族主义的碰撞

新政权与美国交恶,虽然背后存在着苏联的巨大作用,但并不意味着毛泽东的新中国一定会成为苏联的手足。共产党,固然都是以信奉共同的意识形态和主张国际主义为其特征的,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本质上却又几乎都是民族主义者。或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