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

中国转换为“微笑外交”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蒙古。这是自2003年以来,中国国家主席时隔11年再次访问蒙古。继韩国之后,蒙古成为习近平上任以来第二个单独访问的国家。中国媒体连日来大幅报道了中蒙关系,在访问经济小国时如此大篇幅报道实属罕见。     

论芦山东汉三国姜城遗址城门石兽

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东汉至三国时期的姜城城门遗址中出土一具大型石兽,其制作年代在东汉末期,在同时期的城门遗址中尚属首次发现,意义重大。其出现具有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一方面,本地区东汉晚期以来流行的墓前石雕虎形翼兽是其形象的直接来源,而这些石雕翼兽可能与中原文化的输入及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有关。另一方面,该地区当时为汉、夷、羌的交接处,据相关文献记载,此种城门石兽与该地区的民族关系和民族心理有关。东汉末年,该地区汉夷关系一度紧张,汉人根据夷人畏惧神灵怪兽的心理,在城门口放置大型石雕虎形翼兽,用来威慑夷人。而此种石兽则在夷人的反叛中被破坏,汉族官吏的颂碑也多次被凿毁,整个城门也毁于兵燹。该石兽、石碑、城门遗存及其毁坏痕迹为当时汉夷关系的一种物证。雅安地区特别流行此种大型有翼石兽或许也与这种历史背景有关。     

普京的豪赌

510亿美元的投入,使得2014年索契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荣登“有史以来最昂贵的奥运会”的宝座。然而,意在彰显普京总统治下俄国之强大的盛会,也反衬了这个国家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有组织犯罪、官员腐败以及恐怖主义威胁.     

关于中日"自治传统"的比较分析

近代中日两国在实行地方自治前,都存在着一定的“自治传统。”这种传统在日本日村落共同体,在中国日宗族自治、乡绅自治。但是虽然同为“自治”,实际上有着很大差别。这种差别也可谓是导致两国实行近代地方自治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通过对中日“自治传统”在地方公选议会、地方公共财政的运营和地方公共团体法人化的过程中所起的不同作用进行比较分析,从而总结出中日“自治传统”具有的不同的特质。     

柳诒徵的“史德”论及其史学批评

“史德”论是史学理论中的重要范畴之一。这一概念最早由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提出,后经梁启超等人进一步阐发。柳诒徵在对章学诚、梁启超等人“史德”论批评与继承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他论述了“有史而德”及“从德而史”的辨证关系,并强调“治史以畜德”的重要性。柳诒徵的“史德”是对前人的补充和发展。     

救援、革命、外交——华工联合会研究

华工联合会原名中华旅俄联合会,1917年由在俄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发起成立。成立以后,华工联合会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进入俄国的华工提供了大量帮助。1918年底,华工联合会转变为“无产主义者组织”,它积极对在俄华工进行革命宣传,建立起与中国境内革命组织之间的联系,促进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此外,华工联合会还促成中国政府与苏维埃俄国之间进行对话,在俄中两国的外交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依据大量史料,追溯了旅俄华工联合会在救援、革命和外交等方面做出的卓越贡献,对华工联合会这一以往较少引人注意的华侨组织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中日建筑民俗比较研究

日本的建筑,包括城池、庙宇和民居,都深受中国的影响,京都、奈良就是按古长安的模式建造的,连平城京宫的12道门,均取长安城门之名命之;特别是建筑风俗的理念,基本上是中国风水理论的演绎,五行四象布局被普遍认同。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由于工业社会的影响和西方文化的冲击,人们在接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同时,又企图以现代科学的方法加以实证,使这些传统变得更加理性和严谨。而中国的建筑民俗,一方面由于统治思想的打压,被视为“封建迷信”,潜流于乡间和底层社会;另一方面主流社会为适应政治经济和观光旅游的需要,变换形式加以炒作,使其功利目的更为彰显,双方都在按各自的套路发展。     

古代"守中治边"、"守在四夷"治边思想初探

“守中治边”与“守在四夷”,是古代大多数封建王朝治边思想的核心,也是制定各项边疆治策理论的基础。在封建统治者看来,“守中”之地与“四夷”之地之间有明确的划分;大多数封建王朝所追求的理想境界,是国家的腹心地区安定繁荣,在边陲地区实现“守在四夷”。本文对“守中治边”与“守在四夷”说法的由来、内涵及其产生的影响,做了初步阐述与分析。     

女娲岩画与古代“图画文字”

柿子滩遗址是距今大约一万二千年至八九千年中石器时期的重要遗址之一。它位于黄河中游山西吉县境内。在这里不仅发现了不少中石器时期经过初步打磨的石器工具和绳纹陶片,牛、羊、鹿、虎兽骨等遗物,而且还发现了一处画在巨大岩石上面的“女性岩画”和“狩猎图画”,为我们带来了中国古代图画文字已经正式产生的重要信息。     

中西文化的一次对话:清初传教士与《易经》研究

18世纪初期,在传教士内部发生的“礼仪之争”已经演化为清王朝和梵蒂冈所代表的欧洲礼仪文化之间的冲突。康熙为使入华传教士遵守“利玛窦规矩”,重新思考他的宗教政策和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安排法国来华耶稣会士白晋、傅圣泽等在清宫研读中国典籍《易经》,并就白晋等人的《易经》研究与传教士展开对话。这场文化对话,不仅揭示出“礼仪之争”发生后在来华耶稣会士内部出现的矛盾及白晋所代表的“索隐派”的文化倾向,也表现出康熙在“礼仪之争”中对待耶稣会传教士的策略以及对待西方文化与宗教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