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吴简注记中的“中”字

吴简中的入粮食钱布、领付受粮食及户口簿籍等简中常见“中”字注记,用笔有墨有朱,部位有中有下,十分引人注意。整理者认为是“州中仓”的简称,但未进行论证。 由于当时缴纳赋税,粮食付仓,钱、布等付库,原有严格区别,库藏同于仓储,注记“州中仓”的简称“中”令人难以理解,整理者的见解没有受到重视。 本文通过考证认为:当时的库往往附属于仓,而在库藏器物上注记仓库简称为中国古代传统,整理者的见解可以成立。     

十一面观音像式研究--以汉藏造像对比研究为中心

传佛教中的供养神,最早最重要的是观音,在观音的诸多身形中,又以十一面观音这一身形传入的为最早,据《西藏王统记》载,当年松赞干布(617-650)为了寻找自己的本尊神,曾派化僧去南印度等地,请来了十一面观音等像,也就是说十一面观音像式至少在7世纪就传入吐蕃作为吐蕃赞普的本尊神受到供养。同样在汉传佛教中,十一面观音经在北周时期就有译经传入,经中也有详细的造像样式描述。但通过实际调查及图像的排比,发现十一面观音像由于传播途径不同,实际上存在两个像式系统,即汉一-日系统和印-藏系统。本以佛教造像中最具典型意义的十一面观音像为中心,讨论其流传像式。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析论汪精卫的对日方针(1932-1937)

九一八事变后 ,面对日本不断加紧的侵华步伐 ,汪精卫开始形成“一面抵抗 ,一面交涉”的对日外交思想。一·二八事变后 ,汪精卫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这一思想 ,并将之作为汪、蒋合作的南京政府对日外交的指导方针。这一对日外交方针对当时中国政局的发展和中日关系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时也为后来汪精卫的叛国投日埋下了祸根。     

樋口一叶小说《行云》的时空意向

小说《行云》写的是一位上京求学后又返回故里的青年的故事。青年的情感经历揭示出了由甲州大藤村至东京的空间距离。文中衬以路途之险,反映了作者对当时甲州人呼吁中央线铁路建设的关注和声援。同时,作者还以“战争画”等小道具明示了小说时间与创作时间的一致性,进而虚拟了青年归乡后的数年时间,以两者暗喻了狂热一时的甲午战争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毫无意义。     

评近年来关于知识分子研究的几本史著

学术界近年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呈现三大特点：一,“体验中的理解”,利用研究主客体在血脉、情感上的亲密关系,勉力进入先辈生存的精神家园,以理解他们的所思所言所行;二,“建构中的阐释”,力求在某种独特、精致的理论建构中提出假设,表达观点完成叙述;三,“批判中的反思”,通过广义上的学术批判,对古往今来的士之论士、儒之论儒、知识分子之论知识分子的成果进行反思。此外知识分子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也值得引起关注。     

中晚唐两制草诏格局的形成及演变

中晚唐两制草诏的区别较鲜明地体现在用纸材质上,从学士院成立之初翰林学士张垍用黄麻写诏,到代宗大历年间以内制白麻任命李栖筠为御史大夫,是翰林学士院草诏制度的一大变化。在早期的白麻内制中,命相制书是最早且较稳定地归属学士院起草的文书类型。至德宗贞元时期,涉及节度使的除命以及赦文德音、招讨宣慰等重要政务处分的诏令起草,开始较为稳定地归属学士院。宪宗元和时期及其以后,通过对元稹、白居易文集等集部文献中所收诏敕予以归类,可大体展现此期两制分工的整体面貌,其中外制黄敕在各品级官僚群体的除授上皆有行用,而内制白麻的行用则大体被限定在常参官以及五品以上外官的除授范围之内。     

榆次中都城考辨——兼论旧志资料之运用

中都县的历史沿革,涉及山西榆次、平遥两地诸多历史议题。爬疏早期史料可知,先秦至北魏初期的中都县原在今平遥境内,榆次的中都则是北魏时期由平遥移置而来的,二者属前后继承关系。北宋以降,《太平寰宇记》《大明一统志》《读史方舆纪要》等逐渐将两座中都的史事相混淆,相关观点又为方志所沿袭和进一步演绎,由此造成不少争议。梳理中都城文献记载脉络,提示我们在新志编纂工作中,应注意对明清旧志中的上古、中古史记载寻求史源,对其加以必要的史料辨析。     

读书日,买书节?

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当天,当当网公布了这样几组战报:1分钟销售图书350多万册;1小时销售图书680多万册;到上午10点29分,收订码洋超过去年读书日全天;书香节累计收订超过2.1亿册!京东也不遑多让,推出各种直播荐书活动,4月24日总结数据,读书月覆盖人数超8亿,购买用户超过70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