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密约”与巴黎和会中国外交

"中日密约"是巴黎和会山东问题中日争执的焦点。和会前夕北京政府外交政策方针由"亲日"转向"亲日联美",陆征祥到达巴黎后经与北京政府商议,确立"联美制日"方针。中日代表围绕山东问题展开正面交锋,中国决定将所有战时密约交由和会裁判。日本坚持1915及1918年的中日条约有效,美国不承认所有战时"中日密约",中国主张1915年中日"民四条约"不能作为日本取得德国山东权益的依据。中国代表团事先不知1918年"中日密约"详情,在和会期间方逐步获知密约全部内容。中国向和会要求将战前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直接归还中国,日本则主张由其继承这份权益后,再有条件转交中国。随着和会形势变化,美日妥协,不谈"中日密约"是否有效,决定让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经济权利,日本作出口头声明,从速将山东半岛连同完全主权交还中国。中国拒签对德和约后,代表团建议北京政府坚持不承认密约、由国际调停山东问题的立场,拒绝与日本开议。山东问题由此转入新的处理渠道。     

树立正确的战争荣辱观——论甲午战争中四位海军将领自杀

在甲午战争中,邓世昌、林泰曾、刘步蟾和丁汝昌等海军将领宁死不屈、战败自杀,其事迹可歌可泣,更发人深省。从他们成长经历和战斗事略,不难洞悉其自杀原因在于传统的忠君思想和荣辱观以及脆弱的国民性格。中国军人特别是各级将领应当知耻而后勇,树立正确的荣辱观,方能立于不败之地。     

《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校史札记（二）

《晋书·安帝纪》载安帝诏： 其大赦,改元,唯玄振一祖及同党不在原例。赐百官爵二级,鳏寡孤独彀人五斛,大醋五日。（页258）[第一段]     

毕仲衍《中书备对》目录的发现及其意义

北宋毕仲衍所修的《中书备对》今已散佚,传世的一些文献尚存其中少数内容。《四库全书》文津阁本《西台集》中收有一篇题名为《毕仲衍〈上编次官制卷目稿札子〉》的奏议。据考证,它是毕仲衍进呈《中书备对》时所上的奏议,与元丰新官制无关。其中的“卷目”,正是《中书备对》的目录。这个目录的发现,对考证此书的卷数、了解该书的内容和辑佚这部残存文献有重要价值。     

缘何"日不过颍"?

"日不过颍"的说法在阜阳及其周边地区流传很广,但不见于地方志记载.本文依据史料记载对这一说法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一说法符合历史事实,但其缘由不能归结为地名、民风两因素,而应归于阜阳一带中国抗日力量相对强大、阜阳对于日军而言战略意义不很重要这两个因素.     

晚清圣母圣心会中蒙古教区传教述论

本文认为,晚清时期,圣母圣心会在中蒙古教区获得了持续、稳定的发展。教会的成功既在于其传教方法得当,也在于教会拥有较多的社会资源。怎样评价教会的传教活动,并不是一个容易的话题。     

韩国向汉字文化圈回归

几经沉浮：汉字命运在韩国 在文化上,韩国是与中国最相近的国家。他曾经是汉字文化圈的一员,甲午战争前的韩国重要历史文化典籍基本上是用汉语记载的。直至1945年朝鲜半岛光复前,朝鲜半岛南北方的报刊、政府文书都是韩、汉字混用,大约一半是方块汉字,就像日文还是汉字假名并用那样。就是在今天,汉字可以说仍无处不在：韩国上流社会人士出席会议时,前面摆放说明其身份的标牌、很多公司机关学校的名称、标志性建筑物上的标牌、商店的招牌、墓地的碑文、书店里韩文书的书和作者名、社交时互换的名片,还仍然用汉字书写。     

别出心裁，力求新意—读杨军、王秋彬著《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论》

杨军与王秋彬的《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论》一书,是国内学界有关中朝关系史的一部具有鲜明特色的新作。该书充分发挥两位著者的学术专长,实现了多学科科际综合考察,从国际关系体系演变角度出发将中朝关系划分为3个时期,并且通过广泛征引先行研究与广泛借鉴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与见解。书中亦有文献参照范围不够充分、个别论断有失妥当,以及其他细节方面的一些失误,然而瑕不掩玉,仍为一部佳作。     

甘肃隆重纪念第二个“文化遗产日”

自2006年起,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被确定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今年6月9日是第二个“文化遗产日”。国家文物局确定的活动主题是“保护文化遗产,构建和谐社会”。甘肃省文化厅、文物局联合举办了形式多样的活动,有关领导、文物专家、中小学生和众多市民共同参加了当日的活动。     

"永乐定制"考论

在中日关系史上,明初"永乐定制"是一件大事.这是因为,自唐王朝灭亡以后,历经五代、宋、元,中日之间的官方交往一直处于断绝状态.明朝建立后,朱元璋马上遣使赴日,使双方的官方交往得以恢复,并将日本定为15个"不征之国"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