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狐君孺子壶新研

令狐君孺子壶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传出于洛阳金村,共有一对两件。从器形、装饰风格、铭文用语三方面考虑,其作器时代当为春秋战国之际。壶铭中的“十年”应是周王纪年,可能为周贞定王十年（前459）。令狐君为晋国卿族魏氏的小宗,当于春秋中期受封,封地令狐位于今山西临猗县西南附近,其拥有“君”称应与春秋晚期晋国卿大夫的势力增强有关。临猗程村发现的东周墓群,应属于令狐家族。     

浅析商、西周铜木复合胎漆器——兼谈釦器及其起源问题

商、西周铜木复合胎漆器,在青铜时代大背景下具有特别意义。据现有资料,其始于商末,延续使用至春秋早期,当时既是铜礼器的替代物,也用于日常生活。它们的出现,最主要的目的是节省珍贵的铜料。战国及秦汉时期的釦器,在制作手法上承继了商、西周以来的铜木复合胎工艺,两者关系密切,但它们在形制、功能等方面区别明显,并无直接的渊源关系。     

江苏盱眙泗州城遗址出土紫砂器研究

南京博物院考古部于2011-2014年对江苏盱眙县泗州城遗址进行考古发掘,从遗址中发掘出土明末清初紫砂器约30余件,主要包括茶壶、罐、花盆等。壶多为各种形制的壶盖,以一件"孟臣壶"最为珍贵。这些出土器物为研究宜兴紫砂器的时代特征和制作工艺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依据。     

福泉山良渚文化玉器

福泉山位于上海市青浦区重固镇的西侧,高7.5、东西长94、南北宽84米,是一座良渚时期人工堆筑的高台显贵墓地。1979年试掘,1983-1987年三次发掘,对墓地作全面揭开,在其中发现了良渚的燎祭祭坛1座和墓葬30座,墓内器物除了用陶、石、骨、象牙制作之外,出土了玉器613件(粒)。这批玉器大部为象征权力和地位的礼仪用器,在墓内置于墓主的身侧,如M9、在墓主的右侧,从头到足见石斧3、石钺5、玉锥形器4、锥形器套管5、玉璧4、玉琮1、琮形镯2、琮形管2、玉钺2、玉镯2、玉坠1、石坠1、玉杖端饰1、玉珠管     

洛南新区龙盛小区唐墓M12发掘简报

这座墓葬是洛阳地区近些年来发现的为数不多的没有被盗的有唐三彩器出土的墓葬,它的发现不仅丰富了洛阳地区所发掘出土唐三彩墓葬的实物资料,而且在墓葬的形制和埋葬习俗等方面也提供了非常难得的实物资料。     

浙江奉化江口长汀山窑址发掘简报

长汀山窑址位于浙江省奉化市江口区山头朱村西南约700米处的长汀山南面山坡上。长汀山大体呈东北—西南走向,最高峰海拔35.3米,山势两端低中间高,地表植被以竹林为主,兼种桃树,西侧山脚下有奉化江(奉化境内称为县江)自北向南流过(图一)。2009年6至9月,为配合奉化热电厂工程建设,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奉化市文物保护管理所联合对该项目建设区域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勘探和发掘,勘探总面积约6     

素圈椅的制作与欣赏

在古典家具的制作和鉴赏中,家具的器形和细节处理是关键;在对古典家具的研究和制作实践中,我发现＂线形＂和＂线型＂中都有些至关重要的细节变化,需要用心去体会和把握,在变化中找到规律,在规律中把握前人的制器精髓,从而深刻地领悟中国古典家具＂器形愈简,神妙愈难＂的妙趣。     

茂陵出土错金车马器保护技术与方法的探讨

针对茂陵发掘出土错金车马器文物表面锈蚀覆盖严重、装饰无法辨识的现状。本工作分别从保护原则、操作思路入手,并且结合文物具体的保存状况,相应采取化学方法软化、机械除锈、水溶液深度清洗、BTA溶液浸泡、高分子有机材料表面封护的方法,有效保护了这批文物,还原了文物的历史、艺术与研究价值。通过这批文物修复保护的实践表明,每项具体的文物保护工作,必须从个体差异的角度、针对性确立保护方案,才能有的放矢地保护好文物。结果显示,所用方法和工艺可为类似文物的保护处理提供参考。     

北齐铅釉器的定位和意义

北朝陶瓷可分为瓷器和铅釉器两大类。瓷器主要指高温青瓷,铅釉器则以低温烧成,施以铅釉。两者关系密切,互相影响,也时常难分彼此,因此更需要明确它们之间的差异。尤其是在讨论白瓷起源这一问题的时候,高温釉瓷器和低温铅釉器的区别为一大关键。最近的研究成果表明,过去被认为是北齐"白瓷"的范粹墓(北齐武平六年,公元575年)出土随葬器物,实际上是铅釉器。诸如此类,在北朝陶瓷研究领域中依然存在着不少如定名、区分等需要重新检讨的问题。基于此,本文聚焦北朝陶瓷中自成一重要体系的"铅釉器",联系新近的考古发现和相关研究成果,来讨论北齐铅釉器物的定位和意义。     

内蒙古喀喇沁旗红山文化积石冢调查简报

赤峰地区红山文化遗址的分布较为普遍,但红山文化积石冢却鲜有介绍。通过对赤峰市喀喇沁旗发现的7处红山文化积石冢分布情况、地理环境及采集遗物进行详细介绍,对积石冢典型器——筒形器及其他实用器进行分析,比对与相邻地区的红山文化积石冢相互关系,探索与相关考古学文化积石墓的渊源,为研究红山文化积石冢、进一步探讨红山文化以及与周边考古学文化的关系等提供了新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