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世纪晚期西欧官吏阶层的产生

中世纪晚期西欧人身依附关系逐渐松弛,人们在城市生活中建立起以利益为核心的社会秩序。对构建公共权力的需要促使西欧各国开始通过议会走上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道路。官吏阶层的产生正是这一进程的产物。这些人不同于以往向领主个人效忠的封臣,他们接受过大学教育并领取薪俸,而且担负起由公共权力赋予的事务。官吏阶层在法律秩序的统一、国家公共职能的确立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西欧社会结构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秦帝国的庞大地下军团

秦朝是由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发展起来的统一大国,它结束了诸侯割据纷争选五百余年的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旗中央集权制封建帝国。秦王赢政自称“始皇帝”,中国从昆进入了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     

清代对胥吏的管理及其失控原因

胥吏操权柄、谋私利是宋明以来政治中的重要弊病。清代鉴于前朝教训,曾经对胥役的管理制定了一系列针对性的措施。但并未能坚持下来,收取实效,反而演变成了“与胥吏共天下”的荒唐局面。其原因在于清代高度中央集权下,国家管理的例规化封闭性运作和具体制度中的缺陷。清代对胥役管理的失控表明了专制国家的官僚政治,不可能解决这一痼疾。     

唐代宰相制演变的七个特点

唐代宰相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政治制度,是唐代官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上承秦汉宰相制度,又直接因袭隋制,并随着封建专制制度的不断发展而发展变化。其宰相制度演变之频繁,机构之庞大,宰相人数之多,制度之完善和系统,对加强封建中央集权作用之显以及对中外历史影响之深远,为世界历史所罕见。而这些纷繁复杂的特点,无不与君权与相权的矛盾斗争密切相关。君权与相权的矛盾斗争直接制约着相权的争压和演变,进而影响着唐代历史的兴衰更替。     

重读赢政

赢政是我最崇拜的历史伟人之一,他的雄才大略和他对中华民族的贡献是少有人可与之相比的。但近日重读赢政．仔细想来,感到这种崇拜颇有些盲目和片面。我们往往热衷于谈颂赢政的胆识和功绩,但对他的过失,对他建立的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为什么仅维持了短短15年的原因和教训,虽有所知,却缺乏冷静而深入的思考。     

北宋初期转运使制度的演变

转运使是北宋地方行政制度设置之一。从北宋立国之初的诸类转运使,到确立并完善为路一级地方行政设置,经历了大约三十年时间。本文对太祖和太宗时期转运使制度演变过程的史料进行了详密的梳理和分析,就有关地方转运使设立的时间、先后步骤、太祖和太宗强化中央集权政治的基本思路等,提出了自己的解释。文章认为,转运使制度的设立,应该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来加以考察,作为加强中央集权政治的重要步骤,与传统的“杯酒释兵权”的解释相比,始终按照“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方针,协调地方行政机构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其意义更为深远,北宋政权亦藉此成功地避免了重蹈五代时期政权短期更替的覆辙。     

评汉武帝

汉武帝执政时期,西汉王朝达到鼎盛时期,封建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化等各方面得到空前的发展。汉武帝一生雄才大略,他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汉武帝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他的伟人之处在于他的诸多改革的首创精神和积极的治政态度。我们应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给予汉武帝一个公允的评价。     

试论北宋皇陵的等级制度

宋代是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的社会,与前代相比,皇权极大地膨胀,不论是中央政府的三权分立,还是皇帝对地方控制的加强,到科举选官制度的完善,都使皇帝获得了统领一切的个人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强调皇权的神圣性,制定严格的等级制度就变得十分重要。     

晚清地方督抚权力问题再研究——兼论清末“内外皆轻”权力格局的形成

关于晚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权力格局,学界长期以来多信奉"外重内轻"说。笔者通过对清末新政时期地方督抚权力变化的研究认为,辛亥鼎革之际,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实际上已演变为"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在清末庚子至辛亥期间,随着新政尤其是预备立宪的开展,清政府不断加强中央集权措施,地方督抚的权力被收束而日益变小,其干政的影响力也有一个逐渐减弱的趋势。但与此同时,清政府中央集权的实际效力却并不显著,反而随着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而有削弱之势。这样,便形成"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一方面,清廷并没有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也未能真正控制全国的军权与财权,中央集权有名无实;另一方面,各省督抚也不能有效地控制地方军权与财权,在地方已没有强势督抚,更没有形成强大的地方势力。武昌起义前夕,正是地方督抚权力明显削弱,而清廷中央集权尚未强固之时,在此权力转换临界的关键时刻,革命爆发,无疑是对清王朝的致命一击。     

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与抗战后期国民政府财政经济政策的调整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统区粮食奇缺,物价飞涨,中央政府的财政危机日益严重,地方政府的战时财政也窘态尽现,苛捐杂税因此死灰复燃,中央政府统率地方出现困难。为谋对策,国民政府于1941年召开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其主要议题有二：改订财政收支系统,全国财政分为国家财政与自治财政两大系统;田赋收归中央并改征实物。国统区财政收支系统的重新划分不仅从经济上而且从政治上加强了国民政府的中央集权。田赋征实政策则基本解决了抗战后期的粮食问题。上述政策的显特点是配合军事性,即都是当时战争环境下的特殊措施,从财政在平时自身所固有的独立性来观察,具有一定的消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