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服饰文化集成·土族卷》出版

本刊讯(记者郭晓芸)日前,《中国服饰文化集成·土族卷》由民族出版社出版。本书为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规划》项目"。在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土族形成了绚丽多彩、风格独特、兼容并蓄的土族服饰文化,不仅记录了土族的生活经验、表达了土族的审美意识,还成为传承历史与文明的重要载体。     

乡党政治、士人心态与历史人物书写——以明清史传中的李至刚为中心

历史人物书写往往是复杂的社会关系、政治环境以及多样心态主导下形成的主观表达。传统时代,人物事迹被置于道德框架之下书写,人物评价及其形象被特定时代的社会关系和文化心态所塑造。明清史传对永乐初年礼部尚书李至刚的书写,则是其中的典型个案。明人杨士奇所撰的《解缙墓碣铭》和《李至刚墓表》是后世史传中李至刚书写的祖本,李至刚“蒙垢简牍”的故事不断被复制、传播和再创造,最终影响到清代官修《明史》的道德性书写。这一案例呈现了个体书写如何影响集体书写的过程。究其原因,这可能是明代中前期杨士奇长期秉政,并以其政治声望、文化影响进而掌握社会舆论和话语权的反映,也是明代史家反思和批判永乐朝史事、明代中后期现实的心态折射。     

北宋政治的得失与“儒术治国”的尴尬

北宋堪称“儒术治国”的典型。这一论断的基本支撑是当时两个比较典型的历史现象：“儒术”的复振和“文人主政”。“儒术”大行其道以及整个笃信“儒术”的文人官僚队伍使得北宋政治实践中有着相当浓厚的儒家色彩。这一历史阶段的文治似乎比较成功,“文教”的发展在中国历史上创下了一个高峰。然而,整个北宋一直国势不振,国力不强,“积贫积弱”,对外奉行投降政策,最后败亡得相当悲惨。这一切使得“儒术”的历史作用显得可疑,使“儒术治国”说陷入真正的尴尬     

中国古代办案常用心理对策初探

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几千年中,我国古代办案人员广泛地运用心理学方法查明案情,审讯案犯和侦破案件,积累了丰富的办案经验和方法。古人的办案经验和方法有着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但掌握特定背景,仍可发现其中不少民族性的传统和民主性的精华。诸如察色辨奸,推理析疑,重调查研究,靠证据决狱等经验,值得今人去思考与借鉴。     

《新史学通讯》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新史学通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贯彻运用于历史教学和历史研究之中,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作出了贡献。该刊通过对一些重要史学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倡导辩证的分析方法,提倡历史主义,反映了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正常、健康发展的良好势头。总结《新史学通讯》的成就,对于回顾２０世纪中国史学和坚持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方向均具有借鉴意义。     

西方孙中山研究的历史考察及其学术流变探析

孙中山是现代中国民族和民主革命的先驱,青年时期求学于檀香山,后在香港专攻医学,在海外先后建立兴中会、同盟会等革命团体,与外国人多有联系。百余年来,从外国友人、在华游历家、传教士到现当代的历史学研究者,在不同学术层面对孙中山进行个案研究,并受政治、社会与学术变迁的影响而呈现不同的发展阶段。从研究主体来看,其研究者经历了从情感自发到学术自觉的身份转变;就研究内容而言,其成果彰显出从描述历史到研究社会科学化的学术流变。重视史料的挖掘与整理、注重西方各国学术成果的推介、关注学术动态并强调域外学术交流,是呈现这一学术流变的根本原因。     

社会主义革命语境下的精神生产:政治宣传画

作为视觉化的精神生产成果,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治宣传画通过强化政治认同、促进生产动员和实现宣传教化等推动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展开,成为这一时期社会精神风貌的缩影。在创作和传播过程中,政治宣传画也呈现出单一性的倾向和大众性的特征,在动员群众和形塑新社会中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而其独特的宣传功能在此后的发展中并未"退场",反映了社会精神生产的延续性。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有奖征文启事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一庄严宣告像一声春雷,震撼了全世界。     

此中国非彼中国 中国地名的“出口”

越南的重庆、太原,美国的北京、广州……这些源自中国的地名,如何在异国落地生根？日本的“洛阳”日本的“洛阳” 独在他乡忆旧游,非琴非瑟自风流。团团影落湖边月,天上人间一样秋。     

“两广”之变

一头广东,一头广西 广东广西,合称“两广”。作为分界的这个“广”,曾经是个县名,与山川河湖无涉。但粤桂两省交界—带,的确有一道东北-西南走向的山脉——云开大山,跨越广东的郁南、罗定、信宜和广西的梧州、岑溪、北流等县市。两广之变,非源于此山,却又与山脱不开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