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宪法文化的差异比较研究

作为两种不同文化形态背景下的中国和西方宪法文化,存在着诸多差异,这种差异性决定了中国和西方两种文化视阈下对宪政理念的不同理解,影响了各自的宪政实践。此差异主要表现为：性恶与性善的人性预设、个人自由与国家集体至上的宪政理念、社会契约的＂契约政府＂与家国同构的＂父家长制＂、现代法传统与官僚法传统等的区别。西方的宪法文化促进了宪政的产生,而中国的宪政运动却缺乏支持宪法存在的文化氛围。因此,中国的宪政建设要取得成效,就离不开移植和培育宪法文化。     

吴佩孚：一个被认为更有希望统治中国的军阀

一代枭雄袁世凯在被迫宣布取消帝制,恢复“中华民国”年号近3个月后,1916年6月病亡,北洋军阀集团分裂成直、奉、皖等派系。为掌控北京中央政权,各派逐鹿日渐激烈。1920年吴佩孚在直皖战争中击败皖系,权倾中央。     

“青天白日旗”与“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之辨

<正>当前,中国海峡两岸交流日益频繁,国共两党关系空前紧密。随着两岸关系的升温,人们对国民党的关注度也迅速提升,但在一些影视剧和新闻报道中,却把国民党党旗——青天白日旗,与中华民国国旗——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混为一谈,下面结合有关史料来澄清一下这种模糊的认识和说法。     

袁世凯三令捍卫西藏主权

<正>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宣言中昭告世界:"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     

“爱国群”香烟广告

诸位同胞,我们大家不都是中华民国的国民么？切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常常听到先生说,凡是一个国民,对于国家都有应尽的天职。这天职的纲领,就是爱国二字。从前有个大儒,叫做顾亭林先生,他也常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宪法教育的必要性分析

一个好的制度必须有适合其植根的土壤,公民素质就是这个土壤。要改善公民素质,实现依法治国,就必须依靠宪法教育。本文从宪法教育的涵义出发,通过对历吏和现实的分析来说明宪法教育的必要性。     

宋教仁两次当众挨打

上个世纪初,在中国同盟会中,孙中山和宋教仁被誉为两大智囊。宋教仁有才,理论功底深,组织能力强,中华民国成立初,他一夜草成《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不过,少为人知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才子,民国初,曾在公开场合两次被扇耳光。     

1950年中苏缔结新约内幕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率领代表团访问苏联,经过艰苦的努力,终于在1950年2月14日签订了新约《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代替1945年8月14日苏联与中华民国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并于同年4月11日起生效,有效期30年。自此,所有在雅尔塔秘密协定中,让中国人感到屈辱的不平等协定,都废除了。     

孙中山与中华民国国旗

早在1895年2月20日,孙中山在香港成立兴中会会议上,他就决定以陆皓东设计的青天白日旗取代满清之黄龙旗,作为广州起义的旗帜。为此并作了解释说：“旗底蓝色,以示青天,叉光代表12个干支,应排成12个。”孙还在一张明信片上手绘了青天白日的比例尺寸。     

梁启超与护国运动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清王朝一夕崩溃,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宣告成立,但此时南方革命党领袖孙中山并无力统一全国,北洋军阀袁世凯手握重兵,雄踞北方。经过两个月的你来我往,孙中山与袁世凯达成协议,只要袁世凯驱清帝退位,拥护共和,则中华民国大总统之位属于袁世凯,从而实现全国一统。1912年2月14日,清帝退位,袁世凯当上了临时大总统,在袁世凯就任总统仪式上,共和派人士被袁世凯“誓守约法”、“捍卫共和”的言辞所陶醉,肉麻吹捧袁世凯为中国的华盛顿,举国沉浸在一片喜气洋洋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