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一幅画背后的故事

在遵义会议纪念馆的苏维埃银行旧址陈列室中,挂着一幅国画,画的是1935年初红军长征到遵义时,中华苏维埃银行行长毛泽民与我祖父刘伯庄亲切交谈的情景。这幅画对我们这些伯庄公的子孙以巨大的鼓舞。为了追寻这幅画背后的故事,寻找权威的记录,多年来我四处寻觅,终于有了较大的收获。首先在《中共遵义市历史大事记》中看到了有关记载,该书第6页上叙述了     

近20年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新进展

近20年来,在观念史、思想文化与社会转型、知识分子、新文化史以及报刊史等五个领域,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呈现出一系列新进展,也在大陆、港台、日本、欧洲、美国等地区形成了不同的思想史研究范式。一方面,多元现代性理念的兴起,带来研究视野的转变,也赋予思想史多元的内容。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研究理念的引入,特别是新文化史研究方法的交叉融合,扩大了传统思想史研究的范畴与边界,打通了思想史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壁垒,也引发了研究者对于思想史研究学科建设的深层思考。     

修志应重视口述资料的运用

第二轮修志面临资料缺失问题,而作为资料补充渠道之一的口述史,在地方志领域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第二轮修志应重视口述资料的运用,使其在志书资料补充收集中发挥更大的功用。口述资料能补充志书关键资料、微观资料、一手鲜活资料,以及印证文献资料。同时,使用口述史资料也面临一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有七项举措:一是研究理论,加大理论指导力度;二是建立制度,提供规范化保障;三是指导工作,推动开展口述资料收集;四是实施项目,投入具体口述史实践;五是实现数字化,使口述资料得以妥善保存、信息共享;六是加强口述史人才队伍建设;七是扩大宣传,提高口述史知名度和在修志中的影响力。     

古代入华犹太人研究综述

<正>迄今所知,关于犹太人人华最早之记载及考古发现皆始于唐代。从唐至元,犹太人遍及中国诸地,尤以开封犹太人闻名。因开封犹太人之特殊地位,学界对其颇多关注,但对其之外的古代入华犹太人之研究尚不充分,且多有争议,兹就对此类犹太人研究加以梳理,并期抛砖引玉之效。一、入华犹太人称谓研究1.唐代犹太人称谓。关于这一点,学术界认为其称谓较多,主要有牟世、多惠、仪则律,还有萨忽、石忽、竹忽、注吾、术虎等。牟世、多惠、仪则律。唐代入华景教徒在翻译基督教文献时,多将《圣经》中有关犹太人的名称译为汉语,如现存巴黎国家图书馆敦煌景教文献《尊经》称摩西、     

《史記·匈奴列傳》冒頓“北服渾庾”試解

《史記·匈奴列傳》冒頓"北服渾庾"。《漢書·匈奴傳》作冒頓"北服渾窳"。《漢書·地理志下》朔方郡有窳渾縣,師古注:"窳音庾。"王子今《論賈誼〈新書〉"備月氏、灌窳之變"》指出:"‘窳渾’如果與‘渾庾’、‘渾窳’有關,或許應當與雁門樓煩、上郡龜兹、朔方渠搜等類同,因外族内附者聚居得名。"中國古代邊郡縣以内附部族原名命名聚居地者俯拾皆是。但亦有以某地原部族名命名邊郡縣者,如西漢雁門郡樓煩縣本樓煩胡地。因此,窳渾如果與渾庾     

辽朝“仓”“库”功能探略

辽朝制度承唐仿宋,立国二百余年间,修建了诸多的"仓"和"库",并置大量"仓"官与"库"职进行管理。钩沉文献史料与石刻文字,归纳辽朝"仓""库"的主要功能为:"内库"私藏,财物可为皇帝随时支配;仓储粮米,用于灾年赈贷及平抑粮价;专库专储,百物各得其用。换言之,辽朝"仓""库"储藏的各类物资,为辽代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保障作用。     

灾害、气候与政治:光绪初年吐鲁番及其周边地区的蝗灾与应对

利用新近刊布的档案史料,本文从环境史的角度考察了光绪三年至光绪六年(1877-1880),新疆东部的吐鲁番、北疆的昌吉、呼图壁、玛纳斯一带、南疆的焉耆、库车等地因干旱而引发的蝗灾,在细致地考察了本次蝗灾发生过程及受灾程度的基础上,一方面探究政府的报灾、勘灾、赈济的具体运作过程及蝗灾防治的措施,另一方面力图探究救治程序和措施所体现出来的新疆管理体系调整的具体过程。本研究表明,光绪初年吐鲁番及其周边地区的蝗灾不但与河西地区同时发生,而且与华北地区发生的旱蝗灾害也有时间上的一致性,通过树木年轮的集成分析判断,当时西北地区湿度偏低的气候背景导致了蝗灾的发生。蝗灾恰逢政治变局,左宗棠收复新疆着手进行的社会重建与蝗灾救治同时进行,蝗灾的救治程序和措施反映出光绪十年(1884)新疆建省之前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先名后实"实际调整过程。     

对国内拉美史研究现状的几点想法

史学的发展需要不断地进行批判性的自我反思,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和调整发展的思路与方向。这种反思不但是一门学科不断走向成熟和具有生命力的体现,而且是该学科的研究者主体意识的表现。中国的拉丁美洲历史研究迄今已走过了百年的风雨历程,但其真正的发展却是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的,并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出现了短暂的兴盛局面,取得了较大的成绩。90年代中期以来,拉美史这门年轻的学科却明显地出现了萎缩现象,陷入了困境状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我们已有的拉美史研究究竟存在着哪些问题?与国外同行相比存在着哪些差距?中国的拉丁美洲历史研究如何才能走出困境,实现全面复兴?这些不仅仅是这门年轻的学科本身所必须思索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的解决对于和拉丁美洲各国一样同属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的现实历史的发展也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有鉴于此,本刊特邀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王晓德教授主持了本期“问题与出路: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的反思”笔谈,约请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和世界历史研究所、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单位的拉丁美洲史研究专家,就上述问题各自阐述了其真知灼见,进行了非常有意义的对话和交流。这组文章能否对改变目前中国的拉丁美洲史研究的状况有所裨益,我们将俟诸读者的评析。     

制度史研究应具整体观

从古往今来的历史来看,制度创立和发展对国家重建以及社会秩序维持所具有的基础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也正因此,在历史研究中制度史一直成为学者所关注的重要领域。无论是研究队伍,抑或是取得的学术成果,都是其他历史学领域难以比肩的。处于当今重视学术创新的时代,制度史的研究为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走出原有纯制度层面的研究困境和局限,研究方法上需要做哪些改进,研究内容上需要做哪些调整,才能更好地实现不断深化的目标呢?学者们已经自觉地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并做了有益的探索,如邓小南先生的"走向‘活’的制度史"研究的呼吁,犹如馨香扑面,令人新爽。为了开拓制度史研究的新局面,我们推出这期"制度史研究方法笔谈",包伟民、陈长琦、李凭、卢向前、王日根5位学者结合各自的研究领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希望对研究者有所裨益和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