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日公使黎庶昌与中日琉球交涉

黎庶昌曾两度担任驻日公使,其外交任务主要是围绕琉球问题和朝鲜问题而展开的,而琉球问题贯穿始终.其所提的琉球策略又随着当时国内外形势的不断变化而有所不同,从早期的以“存球”为目的,到最后提出了“放弃琉球论”以求达到中日同盟的构想.通过对黎庶昌关于琉球问题交涉的考察,也驳斥了一些学者所认为的清政府在19世纪80年代初既已默认自动放弃琉球的论断.     

短暂的合作:抗战后期中共与美国关系解析

出于对日反攻作战的需要,美国政府排除蒋介石的干扰向延安派遣军事观察组,与中共建立起正式的合作关系。中共方面对双方合作抱有真诚的期望,对美军观察组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活动给予全力支持,同意接受史迪威对中国军队包括中共军队的指挥权,准备以各种形式配合美军的战略反攻行动,并且认为在战后中国重建中双方有保持和扩大合作的必要。美国在远东的长期战略目标,是使中国成为一个由蒋介石主导的亲美国家,以抗拒苏联扩展势力的企图。尽管罗斯福主张在国共之间采取一种相对灵活的政策,但赫尔利却坚持了无条件支持蒋介石的立场。因此,在任何情况下,美国政府都不会放弃蒋介石,尤其是在美军放弃在华东沿海登陆的计划后。     

中共“一大”会址被发现始末

寻找中共“一大”诞生地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陈毅出任刚成立的上海市军管会主任职务。5月28日下午3时,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陈毅就任上海市市长。随着上海局势的日趋稳定,在1950年夏末的一次会议上,由陈毅市长提议,经上海市委讨论同意后,决定开始寻找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因为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1951年7月1日又是建党30周年纪念日。     

陈独秀被开除党籍始末

长期以来,由于档案资料的缺乏,关于陈独秀被开除出党一事存疑较多,其中最为人们关注的,是共产国际对开除陈独秀党籍的态度.由于大革命失败后,莫斯科将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身上,所以人们普遍认为,当时共产国际已经抛弃了陈独秀,开除他出党是情理之中的事.     

抗战初期何遂与中共高层的交往

九一八事变当晚我正在沈阳。当时我是日本在沈阳办的南满医科大学预科的学生。我因此目睹了一场有预谋的侵略,也亲身体验了沦为亡国奴的痛苦。当我辗转逃回北平家中,向父亲讲述了在沈阳的经历时,父亲说：“果不出我预料,日本人真的动手了。”     

重析福建事变中共应对方针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福建发生反蒋事变。面对这一重大变故,中共心态十分复杂,公开表态和实际做法也有相当距离。应该说,福建事变爆发后,中共内部对尽可能保住十九路军这一反蒋力量尚有共识,在军事上也给予了一定帮助。但在当时背景下,红军和十九路军的共同作战尚难实现,中共设想的战争计划是在江西趁国民党军之虚,以红军主力出击南昌一线,既围魏救赵,又扩大自己。这种一石数乌的计划,是当时中共顾虑多种因素、应对复杂形势的产物,体现着一个理论依赖颇强的年轻政党面对复杂形势的困惑与抉择。     

辛亥革命后十年间的武汉社会

湖北人为中共"一大"的成功召开作出了比较多的贡献,被视为中共"一大"上的"湖北现象"。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应该在辛亥革命后十年间武汉地区的社会土壤中寻找。在政局动荡、民生凋敝的环境下,董必武、恽代英等探索着救国救民之路。媒体的发达与教育的发展使马克思主义得以广泛传播,为他们建立早期共产党组织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工商业的发展使工人阶级队伍壮大,工人运动与学生运动的结合为早期共产党组织的创立奠定了阶级基础。通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董必武、恽代英等都走向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征途。因此,湖北成为中共早期组织创立的六个地区之一和重要发祥地,在"一大"上出现"湖北现象",不是偶然的。     

抗战期间中共对乡保政权的改造——以华中抗日根据地为中心的考察

华中抗日根据地是抗战期间中共开辟的重要战略基地之一。在根据地创建的过程中,通过改造乡保政权巩固根据地是中共采取的重要举措。中共对乡保政权的改造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在华中抗日根据地开创初期,为了站稳脚跟、打开局面,中共在沿用旧有乡保制度的同时,主要改造乡保长群体;随着根据地的日益巩固,中共推出新乡制,试图通过乡选完成对抗日根据地乡保政权的彻底改造。在全民抗战的大背景下,实现抗战与民主的共赢是中共制订乡保政权改造政策的出发点;策略性与战略性相结合、灵活性与原则性相统一是中共成功改造乡保政权的主要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