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新制礼乐研究

中国古代礼、乐于社会早期虽已有可考历史,但二者真正合并成体系却是周初,于春秋末期经历了"礼崩乐坏"。在礼乐制的发展过程中,齐梁是个特殊时代。南朝梁武帝萧衍在位时期,耗费大量人力物力重制礼乐制度,将西周礼乐再一次搬上历史舞台,于音乐史而言具有特殊意义。本文将从梁武帝时期入手,从音乐方面阐述梁武帝的礼乐制以及他对改编、创新诗歌的推动作用。     

继承陈云"唯实"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

陈云是中国共产党杰出的经济工作领导人之一,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他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中国经济理论研究工作者应认真学习陈云的经济思想及其工作方法,勇于开展新的理论探索,与时俱进、深化对市场与计划两种资源配置方式的认识,理论联系实际、认真研究改革开放中的具体经济政策,为中国经济迈上新台阶奉献自己的力量.     

《中国服饰文化集成·土族卷》出版

本刊讯(记者郭晓芸)日前,《中国服饰文化集成·土族卷》由民族出版社出版。本书为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规划》项目"。在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土族形成了绚丽多彩、风格独特、兼容并蓄的土族服饰文化,不仅记录了土族的生活经验、表达了土族的审美意识,还成为传承历史与文明的重要载体。     

乡党政治、士人心态与历史人物书写——以明清史传中的李至刚为中心

历史人物书写往往是复杂的社会关系、政治环境以及多样心态主导下形成的主观表达。传统时代,人物事迹被置于道德框架之下书写,人物评价及其形象被特定时代的社会关系和文化心态所塑造。明清史传对永乐初年礼部尚书李至刚的书写,则是其中的典型个案。明人杨士奇所撰的《解缙墓碣铭》和《李至刚墓表》是后世史传中李至刚书写的祖本,李至刚“蒙垢简牍”的故事不断被复制、传播和再创造,最终影响到清代官修《明史》的道德性书写。这一案例呈现了个体书写如何影响集体书写的过程。究其原因,这可能是明代中前期杨士奇长期秉政,并以其政治声望、文化影响进而掌握社会舆论和话语权的反映,也是明代史家反思和批判永乐朝史事、明代中后期现实的心态折射。     

“两广”之变

一头广东,一头广西 广东广西,合称“两广”。作为分界的这个“广”,曾经是个县名,与山川河湖无涉。但粤桂两省交界—带,的确有一道东北-西南走向的山脉——云开大山,跨越广东的郁南、罗定、信宜和广西的梧州、岑溪、北流等县市。两广之变,非源于此山,却又与山脱不开关系。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货币结构体系与金融发展的历史透视——第18届世界经济史大会“中国货币金融史”专场讨论侧记

2018年7月29日至8月3日,第十八届世界经济史大会(国际经济史学会发起三年一届)在美国波士顿麻省理工学院(MIT)召开。此次大会由国际经济史协会主办、麻省理工学院及哈佛大学等承办,来自全球1000多名学者出席该会,除了开幕及闭幕2次全体大会学术报告(plenary session)外,在5天的会议中,按照讨论的专题共设203个并行举行的会议专场(parallel session),主题涵盖十分广泛。     

黄金之丘(Tillay Tepe)出土钱币研究——兼论大月氏钱币史

一综述1978年,苏联考古工作者在阿富汗北部希巴尔甘城(Sibergan)不远处的黄金之丘发现了六座公元前一世纪至公元一世纪初的高等级贵族墓葬,出土物以金器为主,共有两万多件。1985年,此次考古发掘的领队维克多·沙里阿尼迪在列宁格勒以德文出版了本次考古的考古报告集《大夏黄金》(Baktrisches Gold )[1].     

曲学大师吴梅：人生如戏

他是一代曲学大师．在民国学林享有盛誉。他对曲律、曲史包括词学理论造诣极深,以一本《顾曲尘谈》深得蔡元培赞赏,遂于1917年被聘为北大教授,讲授古乐曲。自此．不登大雅之堂而曾被鲁迅概括为“咿咿呀呀”的戏曲首次进入最高学府。并占有一席之地。他叫吴梅．在世时与王国维齐名．二人并称戏剧研究领域的“南吴北王”。他的一生．就像一台波澜起伏、动人心弦的大戏。曲终人散．余音袅袅．回响于历史与现实之间……     

关于地方志立法若干问题的研究

地方志立法是落实依法治志的具体表现。推动地方志立法,需要找准地方志事业在党和国家事业大局中的位置,明确立法性质、拟调整的法律关系,找准需要解决的现实和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出科学系统的制度设计方案。地方志立法应以问题为导向,从理论、实践和需求方面加强研究,提高立法的科学性、针对性、前瞻性和实效性。     

利用档案资料研究地方史和地方志

<正>利用档案资料研究地方史和地方志,可使其研究成果更准确,研究方法更便捷。档案分历史档案、文书档案、专业档案等等。近年来比较重视口碑档案的采集和整理工作,即把历代没有文字记载口口相传的历史事件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料,通过加工整理传承下去。在我们绥芬河的地方史中就存在着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