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中国京剧代表团访日之行

1956年,在周恩来总理亲自运筹下,中国京剧代表团一行,包括梅兰芳、姜妙香、李少春、袁世海等名角,访日演出取得巨大成功,对促进中日友好起了积极作用。我当时是中国京剧院党委书记、副院长,作为中国京剧代表团副团长兼秘书长参加了出访。这次在日本的演出活动,既充满了鲜花,也有荆棘,台湾国民党当局搞了不少破坏,甚至策划了暗杀、绑架等阴谋活动。     

《中俄瑷珲条约》背后的故事

回顾这段惨痛的历史,我们更加明白：国家要强大,首先必须和谐！     

1924年《中俄协定》与中俄旧约废止问题--以《密件议定书》为中心的探讨

1917年俄国革命后,两次发表对华宣言,自愿废除不平等旧约,平等对待中国。北京政府虽不愿立即承认苏联,但乘机清理旧俄在华条约特权。中苏谈判时,苏方坚持无条件建交后,再开会议订定新约取代旧约,北京政府则担心中俄会议不一定会有结果,坚持要立即废止旧约。最后双方妥协,在1924年《中俄协定》中,以《密件议定书》规定:新约未订定前,旧约概不施行。后来中俄会议虽经召开,但未获致具体成果,使得中俄旧约处于虽未废止,但不施行的含混状态。北京政府在移交俄国使馆及其他有关交涉中,均坚持中俄旧约已废,并持续推动其“修约外交”。     

废止俄商在新疆贸易“暂不纳税”始末

本文以档案史料为主,探讨了俄国商人在华中俄沿边地区免税贸易的由来及俄商在新疆攫取“暂不纳税”权益的经过;揭露了“暂不纳税”条款对新疆地方社会经济的危害。并重点论述了新疆建省后清政府及新疆地方政府为废除“暂不纳税”条款、收回商业利权而作的种种努力;以及在近代半殖民旧中国,清政府面对沙俄列强的强权政治和经济扩张被迫步步退让的软弱态度。论文的最后一部分简述了１９１７年１０月革命胜利后,新疆地方政府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通商谈判中废除俄商在新疆贸易暂不纳税条款的经过     

1945年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外蒙古疆界问题

苏联为扩张其战后远东地区的势力范围,在《雅尔塔密约》中要求外蒙古独立.于是,中苏两国在1945年进行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中,外蒙古问题成为一个焦点.这一问题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外蒙古独立问题,二是外蒙古疆界问题.但是,既往研究对外蒙古疆界问题的重视不够.其实,国民政府不仅在波茨坦会议期间,重提外蒙古疆界问题,而且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缔结过程中也对这一问题高度重视、处心积虑,使这一问题不仅在中苏谈判中为保护中方权益发挥筹码作用,而且在条约换文的规定中还为未来的疆界谈判留了余地.这一问题给国民政府与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以及后来的彼此疆界纠纷带来了一定影响.     

日俄战争后的中日东三省电信交涉

日俄战争后,清政府就收回"南满"铁路附属地外的电信利权、烟台—大连间海底电信线的经营管理、中韩边境接线等问题主动与日本展开交涉。日本利用东北亚国际通信环境的变化,积极构建"满洲"、朝鲜半岛与本土之间的通信网,在维护既得电信权益方面态度强硬,致使中日交涉一度陷入僵局。另一方面,清政府收回"满洲"北部铁路附属地外的电信利权后,俄国以欲废除中俄电约为由向清政府施压,要求在一年之内与日本签订同等条件的电约。最终在英国斡旋下,清政府以向日本许以特殊权益的方式签订中日电约。而清政府试图尝试中韩日直接通信的构想,终因日本的态度消极未能实现。     

赫德与中葡《和好通商条约》

本文阐述了清政府与葡萄牙签订《和好通商条约》的背景和过程；平实、公允地评价了赫德在签订《和好通商条约》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有力地揭露了他操纵谈判及同谈判对方联手损害中国权益的恶劣行径。     

福州与那霸友好交往回眸

中国与琉球自明代建立了朝贡关系以后,双方就开始了频繁的友好往来。这种亲密关系直到1879年,琉球改设冲绳县后才中断。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福州与冲绳县那霸市也迅速恢复往来。     

17—18世纪清朝理藩院对中俄贸易的监督与管理

在理藩院处理的对外事务中,中俄交往占有重要地位,其中包括对中俄贸易的监督与管理。中俄贸易问题不仅与两国间的边界、逃人和准噶尔问题密切相关,还涉及到清政府对喀尔喀蒙古的逐步控制等一系列政治问题,这些都体现在理藩院对中俄贸易的管理实践中。本文以中俄贸易关系中的理藩院地位为中心,以理藩院对中俄贸易的监理为切入点,探讨清政府对俄贸易政策的演变,考察理藩院的外交地位以及在处理对俄贸易过程中对喀尔喀蒙古的逐步控制。     

读《俄罗斯汉学三百年》

海外汉学①是西方学者基于自身的社会语境和学术传统,利用西方的理论框架和话语对中国所做出的研究。故尔,研究海外汉学,必须深入西方文化,从西方社会、学术的整体背景中考察这门学问的承续和变迁。当然海外汉学论证的材料、研究的对象都来源于中国,为此,从源流上把握中西文化交流也就成了研究海外汉学的题中之意。阎国栋教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