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吉县石窑店石窟调查简报

石窑店石窟位于山西省临汾市吉县屯里镇王家河村南309国道北侧的山崖上,由一座中心塔柱窟和两座三壁三龛窟组成。造像以较为常见的一佛二弟子二菩萨组合为主。通过分析石窑店石窟造像风格特点,并与其他地区造像进行对比,推断石窟年代为北朝晚期至隋代。石窑店石窟反映了北朝晚期至隋代佛教造像艺术风格的发展、窟龛形制的演变与吉县地区佛教传播的情况,为研究临汾地区中古时期的佛教发展与艺术传播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北辛文化晚期至大汶口文化早期生业模式初探——山东定陶何楼遗址浮选出土植物遗存分析

北辛文化晚期至大汶口文化早期遗址主要分布在鲁中南的汶、泗河流域,并散见于山东其他地区,这一阶段是中国北方地区旱作农业发展,农业社会建立的关键时期。本文通过系统的植物考古浮选法,在山东定陶何楼遗址采集、分析了31份浮选样品,共获得1073粒(颗)炭化植物种子,包括黍、粟、大豆、小麦四种炭化农作物,其他可鉴定的非农作物炭化植物遗存还包括狗尾草,豆科的胡枝子、草木樨、藜、桑树子、芡实等。北辛晚期至大汶口文化早期遗址生业模式中,黍粟类旱作农业作物基本都是最为重要的农作物资源,其中又以黍为主导,稻米在大部分遗址中都有发现,说明其存在一定的普遍性,大豆只在少数遗址中已经出现。这一时期果壳类植物遗存的发现相当普遍,其中何楼遗址出土的以芡实为代表的野生植物遗存最为突出,显示出采集类经济模式在北辛晚期至大汶口早期生业结构中的重要地位。这一时期本区域并未形成同一时期中原地区庙底沟文化成熟的旱作农业体系,相对粗放且产量较低的黍依旧是最重要的农作物资源,一些遗址中采集类植物资源仍占有较大比重。此外,大汶口文化早期内部在不同区域也存在不一致的生业经济结构,更多地反映了遗址周边小环境而非文化本身对于生业模式的影响。     

江苏连云港海州区张庄五代至宋墓葬发掘简报

2018年连云港市博物馆对海州区张庄墓地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其中发现五代墓15座、宋墓16座,共出土各类文物200余件套.这批五代、宋代墓葬形制特殊多样、出土器物种类丰富、墓室建筑工艺脉络清晰.不仅在连云港地区属于首次发现,在苏北鲁南地区也不多见,为研究连云港海州地区五代至宋代时期的历史文化面貌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丧葬...     

陕西西安清凉山秦墓发掘简报

2018～2019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等在西安市长安区清凉山发掘秦墓549座,出土各类器物近2000件(组)。该墓地处于杜地核心区,所代表族群比较复杂,等级不高,但管理有序,遗物风格具有楚文化因素,时代在战国中晚期至秦统一之间,是一处经过规划的多元文化因素并存的非典型秦墓地,体现了秦务实、开放、包容的文化特征。     

试论塞瑟尔的"新君主制"学说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欧,法国的宫廷大臣、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克劳德·得·塞瑟尔根据现实社会的变动,提出了系统的"新君主制"学说.在肯定君主制的价值时,他鼓吹"王权神授",但却着重于从人性的角度来强调君主制的优越性.在对"明君政治"的憧憬中,他界定了一些君主应当遵循的政治行为规范,特别强调君主实施仁政,建立各等级之间的"和谐"秩序,并提出了等级变动的合理性.同时,塞瑟尔主张君主让各等级代表参政议政,建立"君主咨政会议制".他还提出"有限君权"的主张,力图以教会、"正义"与国家法令来遏止君主的暴政.此外,他还要求君主灵活地进行外交,积极进行殖民扩张.塞氏的政治学说充满着"过渡时期"社会所赋予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但受时代变迁的感召与人文主义的熏陶,他突破传统的藩篱,提出了适应民族国家发展与新兴资产阶级成长之需要的"新君主制"学说.他的政治理想,反映了西方政治思想从中世纪向近代转型的历史趋势.     

评近年来关于知识分子研究的几本史著

学术界近年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呈现三大特点：一,“体验中的理解”,利用研究主客体在血脉、情感上的亲密关系,勉力进入先辈生存的精神家园,以理解他们的所思所言所行;二,“建构中的阐释”,力求在某种独特、精致的理论建构中提出假设,表达观点完成叙述;三,“批判中的反思”,通过广义上的学术批判,对古往今来的士之论士、儒之论儒、知识分子之论知识分子的成果进行反思。此外知识分子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也值得引起关注。     

铜川阿来金、明墓葬发掘简报

2010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铜川市考古研究所对铜川耀州区阿来村的金代和明代墓葬进行了发掘,为研究渭北地区的葬俗葬制及地理沿革,提供了新的资料。     

防范第二个张居正的出现:万历朝的政治特点 ——"明亡于万历"新解

理性认识万历政治的特点,是理解晚明的锁钥。而要认清万历朝的政治特点,首要的问题是能否客观地审视张居正。人们简单地将张居正担任首辅的万历前十年与其后的万历政治截然分开的做法,是不可能认清张居正的历史影响的。人们在颂扬张居正之功时,还必须客观地看到其对万历政治的负面影响。其中严防第二个张居正式人物的出现,是最显著的教训。而在张居正死后,神宗自觉或不自觉地延续着张居正的这一做法,并予以公开化和扩大化,在持续的反张运动中切实做到了杜绝第二个张居正的出现,但明朝因此付出了极大的政治代价,书写了其独有的亡国模式。只有以这种视角来观察万历的政治特点和演变路径,才能真正理解"明亡于万历"的深刻含义。     

江苏明清海防遗存调查报告

2015年7-12月,南京博物院联合连云港市重点文物保护研究所对江苏省内沿江、沿海一带的明清海防遗存进行了深入的田野调查,共发现炮台、城墙、营寨、烟墩、弹药库、墓葬、古河道、碑刻等8类遗存共74处,填补了明清海防遗存资料的空白,初步揭示了江苏地区海防遗存的分布面貌,为进一步的保护与研究工作提供了基础材料。     

从两汉西南夷经略看中国古代疆域的形成北大核心CSSCI

两汉王朝经略西南夷的曲折历程,在中国古代边疆经略史上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反映出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的形成历程,是各族人民不断战胜边疆艰苦的自然环境、边疆与内地融为一体的过程,也是在"大一统"思想引导下不断与边疆无用论的观念作斗争的过程。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的形成,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而非自然地理环境的产物,是历史上各族人民历经艰难曲折、共同努力奋斗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