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密宗东渐日本的历史见证——谈日本京都东寺收藏的唐代佛具金刚杵

佛教传入中国始于公元一世纪的东汉明帝时期,经过两晋至隋的五百多年发展,到了七世纪的唐代已达到鼎盛时期。唐代是个开放性社会,随着中西文化交流,佛教的许多宗派相继传入中国,而密宗就是这一时期传入中国的佛教新宗派。     

浙江绍兴九岩越窑

绍兴是我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越窑青瓷发源地和主要产区之一。考古发现,从东周以来,直至唐宋的一千多年间,这里的瓷业生产持续发展,形成系列。能代表各时期制瓷业概貌的有富盛窑、吼山窑、外潮山窑、陶官山窑、畚箕山窑、九岩窑、馒头山窑、庙屋山窑、官山窑等一大批古窑址。特别是九岩越窑,早在三十年代中期,陈万里先生就曾前往考察,并写入他所著的《瓷器与浙江》一书中,为世人所瞩目。     

汤球对两晋十六国史书的辑佚

汤球在两晋十六国史撰述的辑佚与研究方面有突出的成就。他对诸家晋史进行辑佚与校勘 ,编撰《十六国春秋辑补》和《十六国春秋纂录校本》。汤球是一位卓有成就的辑佚大家 ,他收集了保存于各种类书、文史之注及其他书籍中两晋十六国史撰述方面的佚文 ,为我们今天研究两晋十六国史和整理唐修《晋书》 ,提供了宝贵资料。     

也谈静方鼎铭文

《文物》1998年5期报导了日本出光美术馆收藏的《静方鼎》,此鼎从形制、纹饰看,确为一件美术精品,而从铭文看则不像西周时的铭文。特别此鼎何时出土于何地?曾为何人收藏?它出土后的流传情况怎样?均无明证,令人未敢信其为真。徐天进《日本出光美术馆收藏的静方鼎》一文指出：“虽然该器之形制、纹样具有商末周初的特征,但该时期的铜器中鲜有如此长铭的方鼎。”对此我也有同感。     

邓小平关于“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与实施西部大开发的重大意义

“两个大局”战略思想是从我国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实际出发,提出的一条符合我国国情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构想。以先富后富实现共富的构想,对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实现西部的大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论1961年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中的蒙古因素

1961年 ,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成为美台关系中的重要分歧。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采取什么样的策略阻止中国进入联合国 (或保住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 ) ;二是台湾对蒙古 (或称外蒙古 )加入联合国持何种态度。其中 ,后一种分歧是前一种分歧在新的基点上的继续 ,在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和美台矛盾的尖锐程度上 ,后者甚于前者。学术界对后一种分歧涉及较少 ,本文拟就此加以考辨     

新编志书必须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让新编志书真正服务于两个文明建设 ,培育熏陶一代又一代新人 ,是史志工作者的真正落脚点     

六朝钱制略论

东汉以后。中国历史进入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蜀、魏、吴三国鼎立,开始了我国近四百年南北分裂的割据局面。南方的东吴以建邺(南京)为者,两晋时的东晋及以后南北朝中的南朝、宋、齐、梁、陈均都于此而改称建康。这期间北方民族矛盾加剧,战乱频繁,先后或并立出现过二十多个政权,社会动荡,生产力在战乱破坏中间或取得恢复发展,而南朝政权更替大都是统治阶级内部的转换,一般较少给南方的经济带来严重的破坏,战乱较少,比之北方有着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     

从胡适说到周作人

周作人和胡适不能相提并论。两人虽同是“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的名人,但两人的地位、作用、声望悬殊,经历差别更大,主要是,在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周作人叛国附敌,为虎作伥,而胡适则无论如何乃抗日阵营中人。两人对民族国家有忠奸之分,有爱国卖国之分,为人有正邪之分,岂能同日而语!我提起这个问题,是因为在我写了论胡适的文章(载《炎黄春秋》2000年第3期)之后,     

景德镇官窑遗珍

有人说中国的美术史近乎是陶瓷史,中国的化史也近乎是陶瓷史,此说虽有些夸张,却也透出几分道理。早在商代二里岗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原始青瓷。东汉之后现代意义上的青瓷基本形成。三国两晋时,越窑已经成为全国烧瓷业的中心。隋唐时期的长沙窑烧成釉下彩绘瓷器,首开彩瓷之先河,名的唐三彩更是名噪一时。及至宋代,名窑辈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