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海东札记》看清代前期台湾行政体系的一些特点

《海东札记》成书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作者是曾任台湾司马的朱景英。在其任内,朱景英游历遍台湾全境,延揽风物,将所见所闻辑录成八类四卷。因他曾扼守海东的缘故,固其将该书定名为《海东札记》。该书不仅记述详实,更可贵的是,作者能就风俗之易、流弊之革提出己见,为后来者留下了宝贵的参考资料。     

东汉前期统治方略的演变与得失

本对东汉前期的统治方略进行考察,认为其间发生了由“柔道”到“严切“再到“宽厚”的重大变化。其发展演变的轨迹,虽基本符合宽严相济的历史发展原则,对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因“严切”和“宽厚”政治的极端发展和矫枉过正,对东汉政权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消极作用和影响。从而说明任何时期的统治方略,都应适宜势并事变的客观规律,严而不猛,宽而不弛,尽力避免矫枉过正的弊端。     

西汉“皎光佳都”铭文镜与东汉博局禽兽纹铭文镜考释

1985年4月,长治市博物馆在市外贸回收公司拣选出二件汉代铜镜,一件镜铭极为少见,另一件极具汉代风格,现将两镜铭简考如下：     

民国前期广东外债概述

民国时期,广东政府历年税收不敷财政支出,只得乞灵于借债、发行公债库券和银行兑换券等手段,以作弥补。历届政府曾举借了巨额外债,由是常借新债以偿旧债,债台高筑,无法按期清偿。但不同时期,广东借外债的用途亦有相异。一般来讲,早期因军阀割据混战,当政者戎马倥偬,所借外债多用以弥补财政赤字,属于财政借款。而在陈济棠统治时,省内形势较为稳定,故所借外债有相当一部分是投入实业建设,性质为经济借款。     

乾隆朝湖北宝武局试铸八分重铜钱考

从铸钱制度来说,清政府从建立直至鸦片战争爆发前的约200年问,从未有过铸造低于一钱重铜钱的相关规定。但在具体铸钱中,乾隆十一年（1746）,湖北宝武局经过奏请乾隆皇帝同意,铸造过八分重铜钱。这是清代前期钱局将铜钱每文铸重降至一钱以下的唯一一次试铸,也是清代前期铸造的最轻铜钱。但这次试铸只实行了约半年时间就被停止。     

旧军阀吴俊升逸事

奉系军阀的主要头目之一吴俊升,字兴权,1863年农历八月二十九出生于辽宁昌图府兴隆沟屯。这位绰号“吴大舌头”（小时冻伤了嘴,落下后遗症,吐字发音不太清楚）的民国前期的风云人物17岁从军,先后做过伙夫、马夫、奉天后路巡防队统领、候补总兵、旅长,守备司令官,师长,黑龙江督军兼省长等职,到1928年6月4日5时30分与张作霖一起被日本人炸死在沈阳皇姑屯,军旅生涯为48年。     

汉魏以来之泥冥钱

陆锡兴《汉魏以来之泥冥钱》一文论述了汉魏南北朝到唐宋的泥冥钱问题。泥冥钱在战国、西汉曾经盛极一时,考古发现的实物有相当数量,因为其年代久远,形制繁多,早就引起注意,不乏专门论述。东汉以还的泥冥钱,发现得少,制作简陋,并没有得到重视,至今尚属空白。其实这个阶段是冥钱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期,经历泥质向纸质转变的环节。因为泥冥钱出于考古发现,纸钱多见于传世文献,其习俗一直延续至今,所以这两个材料来源不同的冥钱却被分割为考古学和民俗学的不同研究对象。本文通过对这段考古资料的梳理,不仅指出了泥钱的消亡期和纸钱的发生期,而且探讨了兴衰的原因。作者在冥钱史的探索方面已经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包括本文在内,基本上完成了各个时代、各个环节的研究工作,为撰写《中国古代冥钱史》准备了较为完善的基础。     

读书不到康成处 安敢高声论圣贤——试论东汉时期的政治、文化环境与郑玄遍注群经

郑玄生当东汉的乱世,在社会生存环境极为恶劣的情况下,本着"述先圣之意,思整百家之不齐"的崇高理想,穷毕生精力,遍注儒家经典,据清代学者考证,其一生的著述多达六十余种,"所注《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候》、《乾象历》……凡百余万言"。他以古文经学为主,兼采今文经学之长,融为一家,"囊括大典,网络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在经学史上具有承先启后的划时代意义。处于乱世多事之秋的郑玄,之所以在学术上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除了他本身所具备的素质外,与当时政治形势和文化环境的变化也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唐朝的人口和耕地

自统一全国以后,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唐前期的户口数逐渐上升。武德年间,全国有户200余万,贞观初年增加到300万。705年（神龙元年）全国有户615万多,人口3714万。开元、天宝时期,人口上升的速度更快。755年（天宝十四年）,全国户增至891万多,人口5291万多。这一数字是唐代最高的人口统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