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藏敦煌本《慧超往五天竺国传》题名系由伯希和首定说

依据慧琳《一切经音义》确定敦煌本《慧超往五天竺国传》题名,是学术史上一大功绩,学界多将此首定之功归于罗振玉.本文认为敦煌本《慧超传》的题名首定者并非罗振玉,而是伯希和.本文回顾了伯希和研究慧琳《音义》及其中所记《慧超传》之经历,认为伯希和于1904年上半年发表的《8世纪末从中国入印度的两条线路》一文,显示他已熟知慧琳《音义》中所记《慧超传》的85个词汇.当伯希和于1908年3月23日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里第一次翻阅《慧超传》残卷时,当场确定了其内容.当伯希和于1909年9月在北京接待罗振玉等中国学者时,曾展示敦煌本《慧超传》残卷,并透露其依据慧琳《音义》确定《慧超传》的结果.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莫高窟石室秘录》两文中,均承认敦煌本《慧超传》题名系由伯希和根据慧琳《音义》确定.但罗振玉等编《敦煌石室遗书》中,在谈论敦煌本《慧超传》定名问题时,已不再提及伯希和之名.此后,学界一直误以为罗振玉依据慧琳《音义》确定敦煌本《慧超传》题名.本文认为,学术史研究应追本溯源,还原历史真相,尊重历史事实,确认伯希和是第一个依据慧琳《音义》确定敦煌本《慧超传》题名的学者.     

什么是“经”

在如今世界文化融合的时代,要从纷繁的文化杂烩中选取适合国学初学者的理想读物,无疑是一件难事。而这些流传数百年、蕴含常理常道、教导人生常则常行的国学读物,在启发儿童智戆、培育儿童传统文化美德方面作用颇大。且读古之人师从贤哲,在源远流长的文化熏陶下。中华民族具有儒雅的人格品性和高尚的精神境界,本应是题中应有之义。     

《大方便佛报恩经》文献学考察

佛经的汉译从汉代起,直到明清.由于诸多原因,今传许多早期翻译佛经所题年代、译人有不少讹误,汉译佛经的年代和译人可疑,古代经录记载有不少地方含混不清,之间出入很大,其中许多错误今天仍在沿用.不管是中国佛教思想、文化、佛教史还是语言学研究领域,对佛典利用尚缺乏必要的文献学基础.如《大方便佛报恩经》(下或简称《佛报恩经》)(七卷),一些学者把它当作东汉语料来使用,这是有问题的.这部经的时代可疑,学术界对此经翻译年代的看法不一致,方一新、高列过及笔者曾从语言角度对其时代进行过探讨①.本文拟从文献方面对《佛报恩经》作一些补充考察.     

论编修地方志与发展旅游的关系

初看起来,地方志和旅游很难联系起来。但只要读一下唐代大诗人韩愈路过韶州,观赏当地风光时所作的脍炙人口的诗：“曲江山水闻来久,恐不知名访倍难;愿借图经将人界,亦逢佳处便开看”,便可明白古人很早就利用地方志（图经）作为旅游观光的工具了。     

横笛张扬配琵琶——云冈石窟雕刻中管弦乐器组合的时代意义

在云冈石窟第9窟后室明窗西壁上,雕刻了著名的“普贤骑象”图。这幅作品高约2．4米,宽约1．6米,面面中心为骑大象的普贤菩萨行走于山峦间,左上角一身为普贤撑华盖的飞天,右上角引路者为一对分别演奏琵琶和横笛的飞天乐伎人。《法华经义疏》卷12中说：“普贤者,外国名三曼多跋陀罗。三曼多者,此云普也。跋陀罗,此云贤也。此十亦名遍吉,遍犹是普,吉亦是贤也……注经解云：     

《党史研究与教学》2014年第5期要目

正~~     

渠清如许自有源:帛书《黄帝四经》中的科学发展思想

作为早期黄老道家的重要文献,帛书《黄帝四经》中蕴含了丰富的科学发展思想,主要涉及民本观、规律观、能动观、治国观和社会观等方面。研究《黄帝四经》中蕴含的科学发展思想,有助于从一个新的视角认识《黄帝四经》这部经典文献,也有助于呈现古今科学发展思想的内在联系。     

普陀三部曲

在大千世界的面前，人就像一叶微小的扁舟，在这天风海涛中艰难地飘流……相传，唯有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才能在这苦海中普渡众生，她能把你渡往幸福的彼岸。《法华经》说，观音菩萨住在南方海岸孤绝之处的“普陀洛迦山”。然而，海天茫茫，这普陀洛迦山何处去寻？     

从中国藏西夏文献看西夏文写经书法风格及成因

西夏文字以其字形方块平整、类似汉字、主要使用毛笔为书写工具的特点,使其具有了少数民族文字书法的独特魅力。目前存世的西夏文文献以佛经为主,故写经书法是西夏文书法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从中国境内收藏的西夏文写本《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及与其一同出土的佛经写本残片入手,对比得出西夏文写经书法具有传承自唐代楷书写经并独具地域特色的艺术风格的结论,分析了形成这一风格的的原因,即受到河西走廊佛教传播与写经传承、西夏文化教育制度、宋人尚意书风、西夏境内其他少数民族文字书写风格等四个方面的影响。